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作者:梁红仙 单剑峰(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具有重大贡献,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文化内涵,是铸就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根基,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价值资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确立,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关键词: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根基。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

中华文明史上的典籍浩如烟海,这里着重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何谓经典?张岂之先生在《何谓经典?》一文中讲道: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经典”本有明晰的所指,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 (《汉书·孙宝传》)“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史通·叙事》)“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当然,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作品,也被视为经典。但是,“经典”单独使用,指儒家类的文化元典,意义虽然失于狭隘,但至少内涵是明晰的,不至于产生混淆和名实不副的现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具有百家之学的优秀传统和日新不已的创造精神。在今天,将“经典”仅局限于儒家元典并不符合时宜,但是,如果泛用“经典”也会导致“经典”一词名实不副,在客观上妨碍“经典”的文化意义和独特价值。“经典”如果被降低标准,会导致人们对真正“经典” 精神价值的误解,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参照前贤的治学实践、学术主张及其对“经典”的理解,张岂之先生认为文化经典应有以下三项参照标准:“一、经典是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髓,能集中反映中华文化血脉和价值理想的作品;二、经典具有独特的和无可替代的代表性,能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三、经典是历史长期检验的产物,历久不衰,历史、时间是经典的公平公正的批判者。”(参见张岂之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序言”》)基于以上对于“经典”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要义》列出了《诗经》《尚书》《春秋》《孙子兵法》《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易传》《荀子》《韩非子》《礼经》《吕氏春秋》《春秋繁露》《史记》《汉书》《论衡》《肇论》《坛经》《正蒙》《资治通鉴》《四书章句集注》《传习录》《明夷待访录》《日知录》《张子正蒙注》《孟子字义疏证》《文史通义》《十三经注疏》(附《孝经》)30种书目进行介绍,这些书目无疑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珍品和宝藏,值得研究、宣传和弘扬。

从中国思想文化传承的历史视角考查,人们对于经典的判断在不断地变化,比如对《诗 》《书 》《礼 》《易经 》《春秋 》的重新诠释,对《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等的创新注释,以及一些被中国文化所容纳的外来经典,如佛教的基本经典也被不断的诠释。在对中国文化经典的诠释当中,儒家经学是主流,后学者继续探寻其中大义,或侧重于对其学术意义的论证,或侧重于对其史学意义的阐发,或侧重于对其现实价值的发挥,这些后继之人对经典的诠释和继承也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深厚内涵,其对经典的系统诠释实是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同时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重要思想文化典籍。

翻阅经典,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积淀着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民族文化生根发芽的起点和源头活水。这些经典跨跃时空,虽历久而弥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里程碑,自身具有很强的思想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华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内容,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古代诸多领域都留下了鲜明的烙印,是中华文化延绵不绝、不断发展的重要源头,不仅记述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同时也记载了自然界的变化及其与社会人事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一定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酿造并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性格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以及承载着其精神文化思想的文化典籍就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记录,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了解华夏文明早期社会的珍贵文献。通过研读经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儒家文化、道家及道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学习并掌握其思想体系,领悟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塑造,离不开对高质量文化典籍的普及推广和宣传研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载体,将其中蕴含的最核心、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发掘出来,推送给国家和社会大众,使其大众化时代化普及化,成为浸润全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根基,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并为世界文化的交往与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实现中国梦,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需要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需要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以及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确立,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内容与核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都深深地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当中,并集中地体现在若干核心理念上,如天人和谐,道法自然,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这些思想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品质和丰富内涵,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天人和谐,道法自然的探索精神和辩证法原则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着深沉的智慧洞见,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就是闪烁其中的珍贵思想。《易传》阐述了关于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天人合一”是贯穿其中最为核心的理念,它继承了《易经》从自然界的探索中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思维,吸收《易经》的原始思维并将其哲理化,形成了人道效法天道的天人哲学。天、地、人是《易传》所突出的最基本的三个概念,其哲学思想都通过天、地、人所构成的命题表达出来,如八卦的性质、六画卦的构成和六十四卦的排列结构等都蕴含着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强调人的价值属性来自天地宇宙,凸显了天道、地道、人道的内在贯通。又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下》亦有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文言》则进一步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天人合一”的命题。庄子也有关于怎样“与人和”“与天和”的论述。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研究社会人事变化,还进一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老子哲学常常被称为“自然”哲学,“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应顺应它自身的情状去发展,不必参与外界的意志去制约它。《道德经》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就是说“道”要效法“自然”,天、地、人也要效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以它自己的状况为依据,以它内在的原因来存在和运动,而无须外借。“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说明“道”之尊崇,“德”之珍贵,是因为它对万物都不加干涉,做到了顺任自然。韩非的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韩非子·解老》),阐述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又借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阐述了“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的道理。

(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就能感受到其背后有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屈原作《离骚》抒发其忧患家国的情怀,《论语·述而篇》中也流露出孔子的忧思:“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易传·系辞下》指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传递出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孟子也表达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章句下》)的见解。北宋时期范仲淹在造访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时,提笔写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其忧国忧民之心深切真挚,这种忧患意识深深地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当中,影响、塑造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和民族性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也潜藏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引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创造出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瑰宝。如《易传》认为,发展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主张君子应效法天的刚强健壮的精神而自强不息。《大有卦·彖传》亦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也是同样的思想。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动态开放的体系,能“与时偕行”,始终承认“变革”的合理性,通过不断吸纳外来文化丰富自身,彰显出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三)诚实守信,厚德载物的做人做事原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在对待天道、人道的主题上面,儒释道各种理论模式都强调人要有信念, 要有精神支柱,应有所追求。如老子就讲,人道学天道就是信念,这是人的最高境界。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也都提倡做人要有信念,如孔子就认为,作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同时还要有理想,他把这个理想称之为“道”,并认为“道”的价值高于人的生命,所以他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孔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就因为人有道德,能思考,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篇》)。孟子提倡“浩然之气”,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讲道:“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篇》),都是在讲做人一定要有信念,讲德操。

厚德载物,重视道德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以“德”治国,是《论语》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孔子看来,以“德”治国是统治者以自己的“正”做基础,带领天下人都归于正。《论语·颜渊篇》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只要统治者自己“正”了,其言行活动才会有感染力,其所制订的政策或法令才能起到表率作用,天下也才可能因此而归正。“政者,正也”,就是说治国者有正义品德是治国的前提,实现正义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最终目的,这就为儒家政治哲学确立了基本原则。《吕氏春秋·顺民》提到:“夫以德得民心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吕氏春秋·上德》又讲:“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这些论述都是在强调,只有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

(四)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古代政治理念的基本原则。老子主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尚书》中有“民惟邦本”之论,《管子》认为“本立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并把国势兴废与是否符合民心民意相联系,他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老子《道德经》也多有阐述,他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意思是作为贤君,想要统治人民就一定要谦和而居于民众之下;想要领导民众,就一定要甘愿居于民众之后。因此圣人虽身居高位,人民却不会感到身负沉重;圣人虽统御百姓,百姓利益却不受损害。老子又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强调为政者应清静无为,不扰民生事,不与民争利,百姓就会上行下效,诚服归顺,以致民风淳朴。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宽则得众”(《论语·阳货篇》)。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还从百姓与地理形势、政事等方面,论述了其“民本”主张,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章句上》)。荀子持“君舟民水”之论,进而在《荀子·王制》中抒发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慨叹。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民众与社会的兴盛、天下的太平相联系,形成了重民思想。班固的《汉书》如实地记载了“文景之治”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认为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能安居乐业才是治国之道。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中,也有诸多利民富民的政治实践。到了明清时期,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中论证了民为主君为客的君民关系,顾炎武则强调应对君主专权加以抑制,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民本思想智慧。

(五)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 

中国古代思想典籍中比较强调同一性,如《论语·子路篇》讲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做人讲求“和”的行为准则,不肯轻易盲从附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小人”则处处盲从附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华文化又是丰富多元的文化,能够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会通”一词,最早见于《易大传·系辞上》,大意是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多有融会之处;“圣人”研究典章制度,也会做一些融会贯通,以此来阐发新说。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相成也。”反观历史,从战国末到魏晋,儒学与道家学说经过长达600多年的会通,魏晋玄学产生;又经过唐朝至北宋儒学与佛教、道教长期的磨合融汇,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的新阶段。

考察中国文化史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对周边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域外文化的吸收借鉴,交流融汇。如东汉初佛教本是域外传入,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土文化碰撞、融合和会通后,通过对其语言文字、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蜕变,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儒学则由于对佛学某些文化因子的吸收,深入推进到了宋明理学的新阶段。此外,汉族文化在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与少数民族文化充分交流融合,吸收借鉴,从而建构起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和文化认同,其中积淀着民族的智慧、价值尺度、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和品质。

(六)兼爱非攻,夷夏一体,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追求

传统文化典籍中还有着墨子的“兼爱”“非攻”的思想,有夷夏一体,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墨子讲:“爱人若爱其身”,“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又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在他看来,社会上出现以强欺弱,以富辱贫,以贵傲贱等不平等现象,都是因为不兼爱所造成,故又有非攻的思想。

“大同”理想主要源出于儒家,同时也吸收了墨家和道家之长,“大同”思想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首次提出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思想提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两千多年来,“大同之世”“尧舜之治”被历代视作最高的理想社会追求,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等都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一种政治实践探索。晚清时期,洪秀全把这个古老理想结合进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信条里。此后,近代康有为受到孔子“大同”理论的启发,于1886年撰成《大同书》。梁启超则把《大同书》与当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揉合起来宣传:“以今语译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 其子),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孙中山把大同看作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以孔子的“大同”理想为蓝图,在1917 至 1919 年手创的《建国方略》中讲道:“人类进化之目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以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这种夷夏一体及其对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描绘和实践探索绵延不绝,影响至今。

三、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铸就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是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铸造,必须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特别是要对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生活目标、风俗习惯等核心要素持肯定态度和情感依赖,形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介质的民族自我肯定、自我同一、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确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文化认同是价值认同的前提,没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就失去了最深厚、可靠的基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系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涵养着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应对世界文化冲击的强有力根基,因此一定要注重“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主要应吸取其中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很难真正地形成与确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具有天人和谐、道法自然的探索精神,居安思危、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厚德载物的道德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夷夏一体、心怀天下的爱国精神等,这些都是我国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传统文化典籍中老子“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的思想;孔子宣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的思想;墨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品质,法家重视法制,提出“定分止争”(《管子·七臣七主》),讲求严谨务实的作风等等,都蕴含着中华民族在衍生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价值观。发挥古为今用,就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的这些核心价值理念加以继承、提升和发展,将民族文化基因提炼、发掘与重组后,注入民族精神和新时代的具体特质,将其凝聚融汇成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理解和践行,我们就能更好地借助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共享的文化传统,借助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文明发展史和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认同,构建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治国理政的根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有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讲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论语·宪问篇》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为政篇》中又讲:“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段话的大意是,统治者不要直接要求下级或者老百姓“敬”或“忠”,而是自己首先要不断地学习,提高并养成“庄”“孝慈”“善”等政治素养,然后进一步重视下级、老百姓等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提拨和使用有较高素质的人来管理国家,就能使整个社会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墨子主张君主应尚贤使能,任用贤明之士而抑制不肖之辈,并把尚贤看作是政事之本,故而他在《墨子·尚贤上》中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任人主张。孟子的“仁政”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他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讲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情他人的心理,先王因为有同情人的心理,所以会实施同情人的政治。根据同情人的心理,去实施同情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要容易得多。因此,孟子所讲的“仁政”,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根据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来“推己及人”的结果。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形成“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达到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和统治的目的。在他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君主就要善用权术,臣下就要尊法守法。在法的方面,强调“以刑止刑”,“严刑”“重罚”,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法不阿贵”的思想,坚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从而达到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认为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只有严刑重罚,民众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政权才能得到有效巩固。凡此种种,都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与借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古代“大同”理想在当今世界的现实运用,充分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大同世界”的传统理念与博大胸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确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之根和强大支撑。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培育与塑造民族精神的根基

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前提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传承的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要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汲取精神营养,创造性地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民族凝聚力,建造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当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智慧,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品格。民族文化塑造了民族精神,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都来自于全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深厚历史根基,是五千年多年来民族精神的文字载体和艺术表现。因此,要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重建,培育和铸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象征符号的传承和创新,通过诸如文化象征符号、典礼仪式和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等等来培养全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认同感,不断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文化融合,尊重并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多地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系统之中,推动各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保护多元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地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变得更加宽广而坚实。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增强民族凝聚力,就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特别是要增强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培养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大学语文、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相关课程,让大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科技发明、法律制度、民俗文化等博大精深的内涵,了解中华民族广阔的领土是如何由各民族共同开创的,又是如何一起塑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历史,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发自内心地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情感认同,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民族自信,以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涵养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为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夯实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根基

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和确立,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力支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天下一家”“华夷一体”“中华一体”的历史性文化符号和现代性强烈认知的基础上,捍卫了祖国统一和历史进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对此西方学者也认识到,“虽然中国存在各种不同的政体,但是很早就发展出强烈的文化统一意识……”九州一统、四海归一的“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文化基础。各民族无论人数多少,都得到同样的承认和平等地位,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努力增加和拓展民族文化的共性基础,塑造出明晰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华民族文化特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通过共同的集体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联系,建构每个公民内心深层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不能离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与宣传。在教育部相关政策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然渗透到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过程当中,从进入小学阶段起,就开始学习汉字、汉语语言文化,接触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蒙初阶教育,学习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中学时期,注重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地阅读和倾听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和兴趣热爱;进入大学阶段,则应更加侧重于提升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引导他们充分认识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积极培育与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夯实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送合格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