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减负越减越重？广东多名委员开“药方”

姚训琪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李子良

邓静红

　　“减负”这件事，中国教育界喊了30年，减过十几次，往往却是越减越重。13日，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多位身为校长或教育专家的委员，给减负开“药方”。

　　教育政策： 需有教育定力

　　2019年的减负政策，从晚9点做不完作业可以睡觉、禁止老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中考取消考试大纲，到施行综合素质评价、公民同招等政策，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的政策引发家长焦虑，客观结果是将孩子推向补习机构，增加了学生负担。

　　以深圳的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例，在省政协委员、华南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附属中学校长姚训琪看来，综评是好事，引入综合、多元的评价系统，逐渐改变“唯分数论”，后来家长有不同意见，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姚训琪认为，教育政策应该符合教育规律，教育部门应有教育定力，“一个政策，是不是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是不是遵循办学规律？如果符合这两点，就应坚持。”

　　政策出台前：

　　充分讨论、科学决策

　　当然，保持“教育定力”的前提，是政策的科学性。

　　一个政策，不同角度、不同利益群体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教育政策是面向学生整体，立足于国家的人才战略、对下一代的培养理念、使用怎样的人才选拔机制。

　　因此，“政策出台前，应征求各方观点，各利益方充分表达诉求、社会充分讨论。”例如广州市中考体育提升考试标准，先出征求意见稿，最终达成3年缓冲期，让各方都容易接受。

　　政策执行不到位

　　加剧学生负担

　　省政协委员、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子良以小升初政策为例，指出一些教育政策如果能够得到严格执行，本应能消解家长焦虑、为学生减负。“教育部明文规定：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各种以游学、研学名义进行的面试、测试愈演愈烈。”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教育评估和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邓静红也指出，教育系统存在教育政策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在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教育行政执法的不作为，对民办教育则长期缺乏监管，遇到上级查办的要求，搞“运动式”执法。

　　建议一： 严格执法、严格处罚

　　李子良委员建议，教育部门严格执法，严格执行教育部免试、就近入学等规定；严格处罚，发现一家严惩一家。

　　邓静红委员建议，建立专门的教育行政执法机构。同时，明晰并扩大教育行政执法的职责范围。采用“刚柔并济”的教育行政执法方式，逐步丰富教育行政执法的执法职能和方式，转变目前以教育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刚性执法方式为主的执法状况。积极探索和运用行政合同、行政调解、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执法方式，促进教育管理方式的创新和优化。

　　建议二： 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

　　姚训琪建议，政府应回归本质，“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要达到教育均衡，需要三方面的实现：生源均衡、教师队伍均衡、管理水平均衡。“办好家门口的学校，是指学校至少不差、老百姓能接受，师资均衡、校长管理水平均衡，不同的孩子都有机会得到适合他的教育。”姚训琪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进入教育行业，给予学校和校长更多的自主权，让学校有能力为不同的孩子提供个性化的课程和教学。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