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场上，尖子生四面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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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前一天，按照往年惯例，母校要请所有毕业生吃一顿晚餐，既是鼓舞，也是告别。高三有十四个班，每班七十多人，光是在食堂前排队入场，教导主任就吹着口哨指挥了半小时。同学们晒得汗流浃背，但都满脸兴奋，东瞧瞧，西看看，像在等待一场盛大的喜宴。食堂大门处立着一座双龙戏珠的充气拱门，鼓风机正呼呼作响，像所有尽责的老师一样，在六月的高温中卖命工作。

　　班主任鲍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这是祝大家明天鲤鱼跃龙门，啊跃龙门。高考就是你们辛苦三年龙门一跃的好时机，我们应该感谢高考，啊感谢！鲍老师说话喜欢重复，停顿时喜欢用“啊”（第二声）表示提醒，强调或劝服。两年来，耳濡目染，我们有些同学宛如鲍老师嫡亲的孩子，遗传了他这种辨识度很高的讲话的腔调。

　　鲍老师教我们政治。他四十五岁左右，面相显老，因发胖和脚型外撇，走路有点摇晃。他当我们的父亲差不多。而且内心深处，我们都很——“爱戴”这个词老旧得像落满灰，但是这么说很合适——我们都很爱戴他。他教得很好，日夜为我们付出。为了求学，我们离开父母，成为老师手里懂事顺从的好孩子，迫切想要求得好的分数，去讨好校园里朝夕相处如父如母的老师。尤其是尖子生们，哪怕在做全校体操时，我们也能轻易辨识出另一个陌生的尖子生身上所具备的气质：克己，沉默，过于强烈的责任感，还有一点儿令人讨厌的自视甚高的英雄主义。这所高中的校风是追求优秀，老师给予尖子生流光溢彩的赞美，还有明目张胆的偏爱。那些晚自习发放的纯牛奶、煮鸡蛋和核桃麦片，永远都没有差生的份，似乎差生不需要补充营养，因为他们还远未到身体发育的年龄，用这些好东西浇灌他们休眠的身体，完全是一种浪费。

图 视觉中国

　　尖子生和老师是学校的财富，也是联盟。老师们普遍兢兢业业，毫无一丝懒惰的习气，周末无休，6：00-22：00之间，你永远可以在教学楼找到任何一个你想找的老师。学校还鼓励男女老师相互通婚，以校为家。或许正因如此，这个偏僻隔绝的小山村里的高中，才得以取得一流的本科升学率，名声沿着山重水复的地形和迷宫似的的山路传播到全省。学校是一个高考大省的省重点高中，也理所当然成为高考的考点之一。因此，我们免除舟车劳顿，能够在自己熟悉的教室考试，住自己熟悉的寝室，吃自己熟悉的食堂，面对熟悉的监考老师，确实是一种幸福。

　　不过，等我们去吃这最后一顿晚餐时，食堂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了。那些脱漆的蓝色长条餐桌不见了，大厅里摆满几十张大圆桌，桌上铺着酒红色的绒布，金色的流苏落在光滑的圆凳上。落座后，异常丰盛的荤菜更是令我们瞠目结舌：鸡是整只，鱼是整条，牛肉和蹄膀剁成大块，各类杂碎冷盘也十分精致，难以置信的是，还有一道别开生面的蒜蓉扇贝。在这深山老林里面，他们得费多大力气，才能弄来一道海鲜啊。要知道，我们的食堂宣传标语上写着“荤素搭配”，最常用的，却是猪血搭配咸菜啊。

　　我被母校的隆重和大方所震慑，一时很难适应，兴奋之余，忽然体会到一种荆轲式的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顿因送行而变得格外奢侈的晚餐，这祝福的背后意味着期待，意味着我们将要付出的努力和必须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某种重大的使命感。

　　动筷子前，颇懂人情的班长起头向鲍老师敬茶，大家纷纷举杯，腼腆却赤诚地拜谢师恩。鲍老师擦拭红红的眼圈，大家受离别气氛的感染，眼眶潮热，一时沉寂，有几个女生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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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晚餐后，大家回各自的寝室休息。早听说鲍老师要来女生宿舍看望我们，少女们都觉得有些羞怯，关好洗浴间的门，穿戴齐整地坐在桌前等待。我们班的女生都在六楼，没有电梯，鲍老师爬上来时，胖胖的身躯喘个不停，那模样让我们既好笑又心疼。那天他始终微笑着，严父变成慈母，只叮嘱我们别着凉，别熬夜，就说不打扰大家休息了。下楼时，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走上一段，我当然说好。

　　鲍老师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宿舍楼是老楼，墙皮剥落，灯光昏暗，阶梯又窄又高，没有扶栏，我们贴着墙，小心地一步一步往下。鲍老师问了一些我的情况，这阵子身体没有不舒服吧，晚上睡得着吗，胃口都好吧。我诺诺地应答着。

　　出了宿舍，我们走进田径场。天色已晚，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没有风，田径场上没什么人，显得分外的空旷和幽静。走在沙石跑道上，我感觉脚底被小火烤炙。鲍老师突然说，我是想找你说个事，希望你不要见怪。

　　我说，老师请讲。

　　你知道的，王斌、赵昀、徐芸和杨大成都是我们班上那种擦着二本线的同学，啊，擦着二本线，多几分就上去了，少几分就落下了。有没有这几分，他们的一生可谓云泥之别！有没有这几分，也不一定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鲍老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有没有这几分，完全是由你决定的，所以我说，你是他们命中的贵人。

　　老师？什么？我不明白。

　　我把这四个同学安置在你的前后左右桌，你记住了，王斌的语文，杨大成的英语，赵昀的数学，徐芸的地理，是需要你帮忙照顾一下的，啊照顾一下。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体谅一下老师。你不要顾忌，监考都是自己学校的老师，校领导打过招呼了，只要不太过分，不被他们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他们是不会为难人的。都是自己学生，都是为了学生，啊为了学生。

　　这话听得我头脑嗡嗡，心里一咯噔，手心不安地发了烫。我模拟考时，做题如缝衣，循序渐进很自在；一面做题一面眼观八方，这我还从没模拟过。我的脑子飞速运转，拿不定自己该怎样“帮忙照顾”那四位同学。递纸条？太危险。把纸条塞进弹簧笔？好复杂。在橡皮上写选择题答案？并不高明。我琢磨着耳闻过的计谋，生怕会露出马脚。我也很怕这种“生怕”的感觉。有一次，我跟男孩在田径场笨拙地接吻，那种惊险刺激的甜蜜令人记忆深刻。那个吻过于漫长，我生怕被巡查的教导主任发现，就在我“生怕”的念头一起，教导主任的手电筒就晃到了我的脸上，吓得我推开对方，尖叫不止。

　　我从小就是那种老实的小孩，撒个屁大点的谎也会紧张得脸部神经抽搐，像个面瘫。我预感自己要考砸。我讨厌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的预感总是很准。

　　鲍老师拍拍我的肩，那温厚的手掌带来的感觉不似平常，很别扭。每天晚自习，鲍老师都会给我端来一杯热乎乎的牛奶，有时里面还加了一个剥了皮的煮鸡蛋。他从教室后门进来，走路像猫一样毫无声响，我从来没有察觉到他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他把牛奶放在我的课桌上，拍拍我的肩，大概是以示关怀和鼓励。他只给班上前几名的同学加餐，就像种殊荣，宠耀，加冕。日复一日，我周围的同学都习惯了，等他们习以为常，不再盯着牛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我才会松一口气。

　　见我久久不吭声，鲍老师停下脚，故作轻松地笑起来。他的手掌摩挲着我的肩说，对你我很放心，所以你也要对自己放心，啊放心。你闭着眼睛也能考上重点大学，我教了二十多年书，像你这样优秀的学生屈指可数。

　　后来，鲍老师又说了些别的东西，他已经两个月没回家见儿子啦，毕业后要多回来看老师啊，学校划给每个班的二本指标啦，等等。我的心思游离到别处，很少搭腔。分开时，鲍老师定定地看着我说，老师这个忙你不会不帮吧？那四位同学也会像老师一样感念你的。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明天他们会见机行事的。

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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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鲍老师，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去找好朋友林晓聊一聊。林晓不在我一个班，她是我的初中同学，成绩非常优秀，当初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不过，我们这所高中为了抢夺优质生源，提出减免她的学费，她很高兴就来了。她的父亲因一次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不堪重负外出打工，再也没有回过。林晓的家境很差，忍饥挨饿地读完高中。我经常叫她一起去食堂吃饭，见她每次都带瓶老干妈豆豉酱，只买米饭不买菜，我总会多打一份菜，一面埋汰学校的伙食不如猪食，一面风风火火地把菜拨进她碗里。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们吃完晚饭，打算去田径场散散步。食堂的门前有一条笔直开阔的下坡路，路的尽头是女生宿舍。忽然，林晓拉着我的手一路狂奔，又一口气跑到宿舍顶楼。我从没来过顶楼。一片破乱的遗忘之地，生锈的水管、几把断齿的铁锹和装过砂石的水桶横七竖八地堆置在水泥地上，沉滞的积水散发出比潲水更难闻的气味。但是这里十分隔绝，清净，耳畔只有风呼呼而过。极目四望，风景如画。远处高山林立，层峦叠翠，乳白色的水雾如魂如歌，在山谷间游荡，也游走进人温热潮湿的内心。群山与我们之间，是无边无际的平原，碧绿的稻禾随着风势起起伏伏，如奔走的云团，如自由的大海，发出潮水般动人的声响。大地开阔的景象唤起我的少年志气，我沉浸在对轮廓渐清晰的未知远方的想象之中，心里充满了向往。

　　这时，我听见林晓唱起《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歌词直白，抒情。这是之前学校要求每个班排练的手语歌，人人都会。

　　林晓微笑着握着我的手，对着天空，投入地大声唱这首歌，她的歌声因情绪上的激动显得不很流畅，但依然格外动人。我看见她的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我很诧异，因为林晓是一个极少表露感情的女孩。她剃板寸，不穿裙子，崇尚理性，认为感性思维、内心敏感和女性特质的情感丰富，会对训练我们成为一台精准专一的学习机器有害无益。我从没见她大笑过，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她流泪。我知道这首歌是唱给我和我们的友谊。她那张流泪的脸和宿舍顶楼那个寂静的傍晚，成了我少年时代永恒的记忆。

　　我们站在顶楼眺望着，憧憬前程和未来，直到夜幕四起。房屋零散的村庄笼罩在深蓝色天空下，像我们一样，仰望着遥远的闪烁的星星。林晓手掌撑住我的双肩，额头顶着我的额头，双目如炬：“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啊。我们要尽己所能地刻苦学习，无愧于自己和家人的苦难。”

　　求学路上，林晓很对得住自己的受难。她自尊心和好胜心极强，学习极其勤奋，我们学校勤奋的学生不少，但像林晓那样，天一亮就起床读英语背政治，熄灯了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做数学题的，很难找出第二个。很多农村女孩，老师只要告诉她，“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天道酬勤”，她都会深信不疑，郑重其事地写在日记本上，化为行动。

　　林晓的成绩稳居年级前三，在班上则从未拿过第二，总是远远超出第二名。以老师们的话来说，这种尖子生，就是冲刺清北的“种子选手”。学校给每届考上清北的学生十万块奖金，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家庭三年的收入，可谓“巨款”。毫无疑问，林晓有信心去争取这笔巨款。

　　我去找林晓时，她正冲完头发，准备洗澡。我把她湿漉漉地拉出宿舍，避开其他人，告知了鲍老师委托我的事情。林晓听完，提纲挈领地说，我跟你一样，也不止我俩这样；这是我校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每个班前五名的同学，都被指派了帮扶的对象，一到六人不等。

　　最后，林晓在我耳边低声说，阳奉阴违呀你懂不懂，这种时候，命运攸关，谁顾得上谁呀。

　　4

　　第一堂是语文。坐我前排的王斌是个温和内敛的男生，美术特长生，文化课只要求一个基准线，大概因此，他行动起来并不急躁，只有等监考老师从我们身边溜达过去，他才微微侧身，转头眺望一眼我的考卷。（我有点吃惊地发现平素裸眼的王斌，戴了一副宽边黑框眼镜。）刚开始时，他看一眼却并不填写什么。他从最后部分的作文做起。那么，他是在观察我的进度？第一部分是选择题，12道，36分，ABCD的答案在答题卡上，姓名和考号下面的方格列成一排。我花二十分钟做完，誊写答案时，王斌回头一瞥，迅速把考卷翻到前面，跟着填完选择题部分。这一行动在两分钟内完成，监考老师丝毫没有察觉。

　　考完语文，我松了口气，心想自己考得还行，同时也尽完了自己四分之一的义务，对鲍老师的承诺。我觉得林晓“阳奉阴违”的建议实施起来更有难度，因为一切没有设想的那么难，帮扶一下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干扰。我只要照常做题就好了，只要在他们瞥我的考卷时，不那么小气地捂起来就行了。我自顾自地这么琢磨时，丝毫没有想到这四个同学的性格、处事方式和影响力，有多么不同。

　　下午考数学前，赵昀来找我。当时，我正趴在桌上午睡，精神比较疲塌。我有点气恼被人打断休息，赵昀却笑嘻嘻，大方地问我，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待会儿怎么合作啊？

　　他一点也不避讳周围同学，这一点让我很反感。我反感他可能给我惹麻烦，但不知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我问他，你说呢？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写纸条，传给我。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还要问吗？你以为我是猪脑子吗？

　　那你说怎么来。你不是答应鲍老师了吗？会负责我的数学？

　　你不是坐我左边吗？我可以把考卷往左边挪挪，当做不注意，考卷会沿桌面垂下来，我把答案写在最左侧，你抓紧时间抄。

　　可以，但是，你什么时候挪？

　　赵昀是个块头很大、性子急躁的田径短跑体育生，要命的是，他缺乏头脑又自以为是。考场上，他以各种他能想到的信号给我暗示，提醒我，催促我。假装咳嗽，用笔头敲击桌面，转笔，笔掉在我们课桌中间的过道，他弯腰去捡，直接找我借橡皮，使出哀求、焦虑或气愤的眼色，后来，举手，说要去厕所，鞋底蹭着地面发出不满的声响。终于，他以过于频繁的反常动静引来监考老师特别监视，监考老师把板凳搬来，在我们中间坐完了这堂考试。

　　而我，我花费五成精力做题，五成精力控制情绪。我劝自己一定不要气恼，不要心生怨恨。我在一张草稿纸上，写上巨大的“冷静”“专注”四个字，放在桌子正上方。一定要稳定心态，因为坏情绪一旦从一个小口子释放出来，将会如决堤奔放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我去骂对方，举报对方，只会引发更多事端，我自身将要耗费更大的力气去平复。权衡下来，除了不采取任何行动，单纯借助意念的力量自救，我别无他法。

　　交卷时，我还有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但是，做完的，我都有把握。数学是我的优势，可我不再期待自己最大地发挥了优势。但是，高考还没结束，我告诫自己坚守一颗冰冷坚硬的心，不许惋惜，更不许退缩。

　　第二天上午，考完综合科目，那位学声乐特长的漂亮女孩，私下对我说了一声，谢谢。那是我收获的唯一“谢谢”，听得人心里非常苦涩。我要怎么回人家呢，不客气，很乐意？

　　最后一堂英语，给我带来了灾难。首先是我感到自己情绪上的反感，必须鼓动起所有积极的情感和意志去忍耐。再就是，我的后排坐着一位极其自私的同学。为了提醒我照应他，他几次拿笔芯刺我的后背，而我又是一个生理上对疼痛非常敏感的人，有一次，我因突然的刺痛叫出声来。监考老师过来问我怎么了，我隐忍地含泪扫了那位同学一眼，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一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英语，我学得得心应手的英语，最后连作文都没写完。

　　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在散场后空荡荡的教室里坐着，不知坐了多久，林晓出现在门口，她怒目通红，满脸哀戚，看样子哭过很久了。她咬着嘴唇说：“那群孽畜，怎么甩也甩不脱，真把我害惨了。”说完大声恸哭。

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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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天后，我查到了成绩。考得不尽如人意，但上个重点大学没有问题。鲍老师当初说得没错，发挥再差，我也能过一本线。重点大学与名牌大学，放在学校的升学率前毫无差别，但放在个人身上，就很能引起心理落差了。如果按照一年来的县级模拟考成绩，我可以稳当地考个全国前几的大学，可现在这个结果，委实不能让人高兴起来。

　　我想起应该给鲍老师打个电话。电话接通，鲍老师一听是我的声音，就兴奋地大声说，恭喜你，啊恭喜，你考得很好，你过了一本线！我们班也考得很好，二本率是全校最高的！

　　我平淡地说，谢谢老师。（看来老师明白我的实力，却不懂我的雄心。）

　　鲍老师继续高声说，你没有失手。其他班，那些“第一名”都失手了，他们大多上了二本，个别连二本也没考上。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这话让我心下紧缩。我蓦然想起林晓，忍不住一阵担忧。

　　鲍老师说起我在班级和学校的排名。考了无数次，这是最差的一次。但鲍老师口气轻描淡写，尘埃落地，听不出一丝平日的严苛和不满。

　　鲍老师好像失忆了，或是为了强调什么，扶正什么。他悠悠地跟我感慨说，我们学校的尖子生啊，像入了什么魔咒，啊魔咒。届届都这样，平时好好的，大考普遍不行，还是性格脆弱，心理素质不过关。

　　我诺诺地应着，不多说便挂了电话。

　　我给林晓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才知她一考完就跟着她小姨去珠海的拉链厂打工了。她刚过二本线，既不好填学校，分数低，学费就高很多，更主要的，我想，是她心有不甘吧。她一直待在那边，没有回来。我每次返乡也只作短暂停留，再也没有遇见过她。读大二时，我终于找到她的QQ号，发送验证过去，她没有加我。没有哪位同学有她的联系方式。她似乎决意要把那段过往通通抹除掉，去一个公正的地方，重新开始。

　　高考过后，我们填志愿，取档案，都找学校的行政人员，师生之间，再没有非要见面的场合。普通同学之间，原本关系疏远，于是互不打扰，情愿关起门来大睡十天。那些落榜的同学，三五成群，收拾行囊，一声不响地去珠三角的工厂流水线打工了。大概这就是我们在高考前一天齐聚一堂，赶着吃顿那么丰盛的谢师宴和散伙饭的原因。

　　多年过去，我经历了比当年的高考更有挑战性的事，也不再相信单凭高考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穷途还是坦途。我换了大学，换了城市，兜兜转转地换了很多种处境，把高考和很多东西都看淡了，但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总之，我始终没有回母校看望当年视为父亲的鲍老师。

　　实习编辑：王艳红 责任编辑：牛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