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伉俪：和全世界对贫穷的误解作斗争

01

因学术而结缘的夫妻

过去的二十年，这对全球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夫妇，试图理解穷人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对贫困缺乏足够的理解，是如何破坏了与贫困的斗争。

10月14日下午，58岁的班纳吉和46岁的迪弗洛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在“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出生于印度的班纳吉和出生于巴黎的迪弗洛成长于完全不同的世界。

迪弗洛出生于一个基督教新家庭的她，父亲是名数学家，母亲是个儿科医生。

她6岁时曾读过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叫加尔各答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0.93平方米。

当时她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大棋盘，由许多个3×3英尺的小格子组成，每个小格子只能挤进去一个“小兵”。当时她就思考着，自己究竟能为那个城市做些什么呢？

24岁时，她终于以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生的身份访问了这座城市，却发现只有树木和空荡荡的人行道。那本书上刻画得触目惊心的困境究竟在哪，那些拥挤的人群都跑到哪里去了？

班纳吉6岁时就知道加尔各答市的穷人住在哪，他们就住在他家后面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

那些穷人的孩子似乎总有玩的时间，他们擅长玩各种游戏，能在任何运动上打败他，让他嫉妒。而他则必须待在家里学习。

当时，他是一个绝对的后进生，学校也抱怨他拖了后腿。

但是他的父母——两位学术经济学家——都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问题在于学业太简单了，所以就让班纳吉跳级。这一操作却让班纳吉对学业产生了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毕业后，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多年后，班纳吉和迪弗洛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师生身份相遇了。

指导她毕业论文的教授就是班纳吉，也成为了她后来的伴侣。

4年后，迪弗洛毕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那时她仅有27岁。而现在他们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

两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迪弗洛是过去十年间其论文被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女性经济学家，以及众多重要经济著作的合著者。她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

自从加入麻省理工学院从教以来，她已经发表和完成了56篇论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论文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一些繁复的田野调查与实验所耗时间都需数月，甚至1~2年。

早在2010年，迪弗洛已经拿下“小诺贝尔奖”——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这项奖章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重要指针，获得此奖章的学者，通常会引起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注意。

所以人们都说，她的诺贝尔之路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迪弗洛还曾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2011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她还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负责就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问题向奥巴马提出建议。

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而且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

班纳吉现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一个专门研究美国国内外重大问题如教育、科技、人权、国际安全等的机构。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分析研究局前主席、NBER研究员、CEPR研究员、基尔研究所国际研究员、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曾任古根海姆研究员和Alfred P. Sloan研究员，并获得Infosys奖。

班纳吉和迪弗洛、M.Kremer联合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开设了近10年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一般该课程的前三分之二都是由这对夫妻讲解的。

他们的课程一般涉及的领域有：营养与健康、教育、土地、信贷、信誉、性别与家庭、科技、人口，与普通的发展经济学一般无二。

但他们在讲解方法与具体研究思路方面，一直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实验方法在验证传统理论当中的必要性。

就是这样两个人，对全球贫困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关注。

2003年，他们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

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2011年，他们合作撰写了《贫穷经济学》一书，作为一部关于扶贫政策的微观经济学的书，却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全球的关注，获得了2011年《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书籍奖。

《经济学人》评论：“这本书中，作者进行了大胆的研究，亲身体验并描述了全世界至少8.65亿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0.99美元）的真实生活。”

《金融时报》评论：“它反映了贫困人群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此类书籍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代表了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的实践方向。”

《魔鬼经济学》作者、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对于每一位关心世界贫穷问题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我很久没读过能让我学到这么多的书了。《贫穷的本质》堪称经济学的最大献礼。”

02

关注全球贫困人群

他们的创“新”破解了人类谜团

在《贫穷经济学》问世之前，经济学家对扶贫的看法一直呈两种分歧：

一种以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使穷人贫穷的最大因素是贫穷。

如果提供足够长时间的外国援助，使他们摆脱阻碍发展的疾病、无知和债务，那么不久之后，他们就能为自己解决问题。

而以美国的威廉·伊斯特利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贫困，而是援助本身，会导致一种“依赖文化”，使穷人保持贫穷，无法看到通往富裕的唯一真正的道路——自由市场。

班纳吉则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更多是出于争论和猜想，而不是经验。扶贫援助的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但真正分析其成果的研究很少。

他和迪弗洛就提出，更好的方法是借鉴制药行业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援助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他们创立的扶贫行动实验室，多年的研究结果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

例如，免费或有补贴的蚊帐、水氯化片（用来净水）、学校教育或避孕药的发放，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拒绝使用。这些可以拯救生命的赠送品，却遭遇了令人费解的冷漠对待。

而广受赞誉、认为是解贫灵药的小额信贷，事实上也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具有革命性。

但是班纳吉也并没有急着把此前的结论一竿子打翻，因为他发现，对援助的提供机制进行微小的调整，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效力。

例如，在播种时向肯尼亚农民提供半价肥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在收获期攒下足够的钱来购买。但是，在收成后，农民有了负担能力，此时向农民出售全价化肥券，等到播种时再兑换成肥料，可以使肥料用量增加50％。

当援助手段能考虑到受援助者生活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重新精心设计之后，援助才会开始像杰弗里·萨克斯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

“这本书不会告诉您援助本身是好是坏，但是会说出特定的援助实例是否有好处。” 班纳吉和迪弗洛写道。

他们的研究最强调的一点是，援助并不是黄金箭，并非都能正中靶心。

贫穷的经济学的这个案例说服力极强，任何人在阅读后都无法不同意。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和英国的贫困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帮助哈特尔浦（Hartlepool，英格兰城市）或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城市）的穷人。

这项研究也让我们发现，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穷人并不神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和我们一模一样。

同一个城市的贫富差距：一边是富人的高尔夫球场，一边是穷人的贫民窟丨Johnny Mille

那么穷人为什么总会做出错误的选择，难以摆脱“贫穷陷阱”呢？

班内吉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没有强迫或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明智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对超级自由主义的推崇，造成了扶贫措施很难奏效，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做出良好决定的原因。”

“如果你的生活状态一直都很差，我不确定人们会不会去考虑控制冲动。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很大的雄心壮志，并且认为在你的生命中有很有可能去实现，你在面临诱惑方面的表现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但如果我感觉，我所期望的东西从未得到过，那我还控制我自己干什么呢？这样想完全合理。”班纳吉说。

贫穷的本质不是懒惰：诺贝尔经济学奖破解人类谜团

“穷人看上去总是做出错误选择，好像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看上去不太在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几乎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可能，而这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你知道你永远没办法爬上那座山，那你可能就不会尝试了。推动岩石去尝试，最后让它砸到你身上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关于穷人如何消费食物的一些研究非常有趣。他们质疑穷人尽可能消耗更多食物的假设，通过对18个国家穷人生活数据的分析，经济学家们发现，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中，食品消费占36%-70%，而在城市地区，食品消费占53%-74%。

穷人确实在食物上花钱，但他们容易把钱花在“味道更好、更贵的卡路里上，而不是花在微量营养素上。买来的食品从粗粮变细粮，再到糖果一类副食。

“随着收入越来越高，印度穷人摄入的卡路里和微量元素反而越来越少了。”他们在书中指出，很多穷人会将积蓄花费在婚葬礼、电视、摩托车、手机上，核心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乏味。

他们的工作还表明，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需要重新考虑粮食政策，像大多数粮食安全项目那样提供更多的粮食，往往不会奏效，也无助于穷人改善饮食，因为主要问题不是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物质。

有针对性地帮助弱势学生能显著改善教育成果

一项更有趣的实验，则是了解发展中国家学校里孩子们糟糕的学习结果。

“我们做了一些实现，改变一些输入，比如改变教学的方式、改变课本或者改变时间。事实证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来满足他们欠缺的需求。一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学校系统之外的东西。”

03

16年如一日从事贫困研究

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必须帮助他人，拯救世界。这一直是我的一部分。”2013年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迪弗洛如此说道。

“有两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我为何在这里出生？这赋予我什么责任？”

迪弗洛曾在《星期日报》的采访中声称自己是左派，但是务实的左派。“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就是对财富再分配所采取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走的更远。我认为必须对富人征税，并向穷人重新分配。”

上文提到过，班纳吉与迪弗洛夫妇合著了《贫穷的本质》，这本书写作非常优美，像是一个柔和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似乎不像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事实上，最终写作是班纳吉一人完成的。

迪弗洛具有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呈现的强大能力，而他的工作则是理顺句子，让它成为一体。

在《贫穷的本质》中，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开创性工作，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研究：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

毫无疑问，有些政策取向与这种针对穷人的看法相一致，如“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呼吁人权至上”“先解决冲突”“给最贫穷的人多些资助”“外国援助阻碍发展”等。

然而，这些想法却无法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虑、弥补不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

贫穷经济学常常与穷人经济学相互混淆，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也无人关注。

遗憾的是，这种误解严重影响了消灭全球贫穷之战——简单的问题会产生简单的解决方法。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16年来，他们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

他们认为，需要的是“停止把穷人变成卡通人物，尽力了解他们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印度一所乡村学校丨indiatoday.in

在如今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扶贫的有效性也显得更为重要。

班纳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援助的真正价值在于促进和深入研究某些事物，并推动创新。”

这对夫妇相信没有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但有很多事情可以帮助改善穷人的生活。一个简单的信息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什么是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方式）；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做正确的事（廉价的盐里加铁和碘）；以及有益的创新（小额信贷或使用移动电话的电子转账）。

他们希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有过不幸的历史而注定失败”。他们说，我们经常需要对抗的是“无知、意识形态和惰性”。

Abhijit Banerjee

“我们能够将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可能无法在明天就实现，但一定会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将来实现。

不过，靠惰性思维是无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希望你能明白，我们一步步耐心的研究，不仅仅是抗击贫穷的有效方式，而且还能使世界变成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

reference：欧洲时报《这位法国女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Abhijit V.Banerjee 与 Esther Duflo著；BBC NEWS《The Nobel couple fighting poverty clich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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