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哈佛大学傅高义：日本的官老爷、企业家是如何学习以及决策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有效信息匮乏的时代。

在今年三月份，中教投研曾发起了一个《疫情下幼儿园经营状况调查》，这个只有两百多份问卷的调查报告几乎获得国内所有主流媒体、大量官方或半官方研究机构的重视和引用。

这对于我们一个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还是后台服务人员）的微小型研究机构——中教投研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是这个事情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各地有那么多的协会、学会、大学等研究机构，政府下面也有大量的事业单位从事研究，但是在涉及千家万户，影响无数举办人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上，究竟又有多少智库研究人员发出真正的声音，让行业人群认可的研究、建议和建言？

由于做了相关调查并陆续写了一些幼儿园的相关报道，近期很多幼儿园的举办人向我表达了感谢。但说真的，我并不真正的了解幼儿园行业。

• 第一，我没有开过幼儿园，并不了解各地幼儿园的实际办园情况；
• 第二，我跟很多行业人士的交流都停留在线上，没有线下的真切感；
• 第三，我真正从事幼儿园行业的线上研究工作的时间其实也很短。

2017年初，由于观察到大量的幼教类企业挂牌新三板，我就梳理了一下三板上的幼教企业，然后出了一份以展示基本信息为主不发表观点的全球幼教报告，这份报告一下子开启了公司发展的新局面，再之后，我们就顺其自然地出了深圳、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幼儿园行业报告，然后就有更多的幼儿园关注者加了我个人好友。

一个公司单靠卖报告是无法盈利的，无法维持良性运转，我们也不例外。我本人于2018年上半年停止关注学前教育行业，转而来到实体学校从事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2019年9月份我又辞职创业，重操旧业：写写文章写写报告。

曾经不止一位客户向我反映过：我们的报告都是信息、政策、数据的展示，没有观点和看法。对此，我的一概解释是：中教投研的报告不提供个人观点和看法，仅是梳理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然后整理成报告，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对行业的决策者非常有用。

一直以来，我也很怀疑我们的定位是否正确。近期，我在读哈佛大学著名日本和东亚研究领域权威傅高义教授撰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让我重新坚信了信息搜集以及整理的价值。

在这本书中，傅高义教授讲到了日本的政府、企业等决策部门是多么重视搜集各种信息以供决策，而且傅高义教授还强调，日本的智库研究人员重视搜集整理信息，但并不重视发表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不同于很多研究员以及很多外部机构对研究员的定位——研究员应该有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已弥漫着太多的观点和看法，已经随处可见，但是却缺乏可信的数据和得出观点的依据。

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决策主体（企业、政府或者任何个人）来说，掌握信息的全面、完备和真实会影响决策的质量。很多时候，决策之所以难以执行是因为制定的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因为做出不符合实际决策之前又没有掌握完备、真实的信息。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日本的官老爷们是如何学习以及决策的。本文内容来自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官老爷们的学习

十九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明治政府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派了一些调查团出国研究各国的政治和社会，从中采纳认为最好的宪法，军队，工业，科学技术农业。日本现政府继承明治的传统，在战后也派遣各种领域的调查团出国，他们从哲学、政治、原子物理学、玩具制造法、企业经营管理法、家庭经济、医学到爵士音乐无所不学，学的越多，获得的信息资料越精细入微。

日本各官厅的精英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指导人们把学问学到手。不是不是，他们自己分析信息，并且决定需要取得什么信息。在美国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学者和白宫的工作人员，日本官厅拥有大批的专家，按照各自的专业，花费很多时间在调查国外情况，他们并不只是追踪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从中探讨日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门路。

日本政府派到国外进修的不是青年大学生，而是在官厅工作过一两年的年轻有为的官员，这是因为官员一般在退休以前总是在同一官厅任职，为了将来做领导工作需要进行基础学习，让新来的官员进行几年特殊进修，这对官厅是很合算的，同一时期进来的人随着年龄增大，地位也提升，官厅安排他们到各个重要岗位轮流工作，同期毕业的人对官厅的所有基本工作任务都分头熟悉掌握，就职以后青年官员首先接受有关业务的一般性训练，然后分配到各专业部门，在世界上被认为最好的大学学习，学习其专业所学的外语、技术、理论。所需学费和生活费都有政府负担，这些被派往国外进修的官员对自己所属官厅需要什么知识和信息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学习专业知识。官厅在制度上还保证进修的人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充分运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

以外务省为例，每年有两三个人被分配去做中国工作，最初两年他们在东京外务省内转一圈，然后派往台北或北京进修中文。

日本在1972年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以后，最初交换了留学生不是优秀的大学生，而是年轻的外务省官员，他们在那里学一两年中文之后，其中一人或两人又被派往美国大学留学，了解欧美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的人再被派往莫斯科了解苏联研究中国的现状，经过这样的进修之后，再被派到北京或香港，这次就让他们从事分析实际问题，这样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出国进修才开始接触实际工作，不过当他们在香港或北京完成任务之前，仍然觉得自己还在进修。然后，这才成为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上担任一部分工作，在这种制度下，就可以经常掌握重要的门路来取得潜在的信息。

各官厅的其他专业领域一般不一定都像上面那样彻底的安排进修，不过为了培养业务精英，方法基本相同。大藏省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官员，出国学习税制、税法、企业管理、经济理论、计量经济等。通产省则研究特定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理论、能源问题等。研究什么题目，要看将来那个题目有多大重要性而定。例如，60年代日本对贸易自由化感到不安，通产省派人到法国研究法国如何对付英国工业产品，1973年以后能源出了问题，就增加这方面的人员从事研究，如此等等。

日本人认为，官厅最重要的是是要消息灵通，如果收集信息的范围超出一个官厅的主管业务，就去找几家直接有关的研究所，成立特别委员会，力求填补空白。但是各官厅不光是收集信息就行了，需要去粗存精，加以整理，使本省主管人员在处理重要问题时，不至于因情况资料过多而看不过来，也不会发生信息不足的现象。各省内处理信息的人不像美国那样有高级负责人动手，而是由课长和课长助理担任。例如通产省各课的职责是收集主管产业部门有关的重要信息，诸如与该行业有关的世界市场趋势、技术水平、新技术的性质和可能发布的时间，什么行业在国外最吃香，为什么，等等。

官员们根据问题的进展情况，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日程表照此收集信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产省官员认为发展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对日本事关重大，于是倾全力收集这方面的信息。50年代开始关心收集汽车工业发展的诀窍，60年代后半期以前对计算机还不那么重视，1973年“石油冲击”以后，能源问题压倒一切，主管中东石油的官员认为，日本若要确保中东石油源源而来，光是买油向当地投资那是很不够的。他们决定要在中东搞个技术开发计划，计划的目的是使采油国采用过更多的依赖日本的石油技术专利和技术援助。要办好这件事，就需要取得中东商情和社会风俗的大量信息，于是日本攻读阿拉伯文和中东文化的人一下子增加起来。日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同中东的联系，以便将来能更可靠的进口石油资源。

日本人一旦看到某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努力去收集一切信息，哪怕他重复白费也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詹姆斯·阿贝格伦，把这种情形叫做“日本人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例如，住在外国的官员不仅直接收集信息，并且利用当地的日本人或者同报社的特派员，学者，商人，实业家，以及任何有助于提供这类信息线索的人打交道。

官厅根据需要负担信息调查费用，但通常不用政府的援助来收集信息，各个企业会提供调查费用。宣传机构对今后可能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也会行动起来，请专家学者们写文章，出席电视节目，每逢有人做报告或开会时发表重要内容杂志时常一一报道，在这种时候编辑工作也许会匆忙而马虎，但他们确实很快就能把人们的意见和情况报道出去。

外国专家们同日本人交往时，常被请去做报告或写文章，报酬丰厚，有时则应聘赴日。美国著名的专家受到更多日本而非美国媒体的压力，要将主要观点迅速的让更多普通人知晓，应聘赴日的外国人受到热烈欢迎殷勤款待，他们所贡献的知识。大受酬谢。

日本人作为信息的受惠者，师道远道而来的外宾，执礼甚恭，接待备至，他们洗耳恭听，纷纷提问，务求兼收并蓄，但他们很少反驳，不愿意随便露一手，总是装作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外行。

日本政府收集信息，其范围之广令人吃惊。越南战争时期，世界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当时经济企划厅派了一个事务官到美国访问了一位美国进步经济学者，征求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种种可能性的看法。经济企划厅的目的在于：当制定长期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又如，日本政府曾请一个会讲日语的美国人参加出国考察团，让他临时离团，了解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70年代后半期，日本估计将来可能会出现联合内阁，于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欧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的联合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当时曾遇到什么问题等等。这一调查的目的是准备将来日本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就可以引以为前车之鉴。

智库-最少的成本，最多的信息

日本政府不是自己设立和维持调查研究机构，是向几个民间研究所提供资金，从中取得专门而详细的信息。其中有一个研究所是亚洲经济研究所，拥有数百个研究员研究亚洲各国的问题，这里的研究员和信息资料的规模同世界其他研究所相比毫不逊色。到了60年代，日本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所来从事燃眉之急的调研工作，于是日本人，又按照自己的工作方法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外国著名的研究所，终于设立了日本最好的智库。

智库在日本风行一时，研究所接二连三出现，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不久就成立了智库联合会。日本考察团把世界各国的研究所做了，比较发现美国的研究所有个缺点，就是那里的研究所与后援单位分离，往往进行一些不相干的研究，结果真正需要的有关信息却残缺不全。于是，日本规定研究所要同有关官厅挂钩，有官厅确保研究所的预算，负责监督信息，搜集工作，订立短期合同，使他们发挥特长，从事专题研究工作。

从美国的标准来看，日本许多研究所不大进行基本调研，缺乏创造性，分析不深刻，论述不完善。然而这些研究所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搞什么创造，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创造性和独到之处，老实说，对能源问题进行分析和估计，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而日本人已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的智库的任务在于收集信息，也就是说就某一个问题去网罗世界的最高知识。

研究所综合信息时，其目的并非要做出结论，或者发表每个研究员的分析，而是向委托单位提供一些有用的可能线索。后援单位对研究所的要求不是整理的很全面的最终报告，而是经常就关键问题所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取得有关信息。研究员一般不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或者固守什么学术意见，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提供一切事实见解和预测，有助于了解所提出的问题，这就够了。

这种研究所由于以官厅为靠山，就带有一个缺点，即各个官厅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70年代初，日本政府为了使各官厅进行交流，设立了综合政策研究所，名为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其宗旨在于对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不受个别官厅的兴趣和观点所局限，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从整个国家的立场出发，把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整理，并统筹几个官厅管辖下的智库之间的分工，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所有角度去研究重要的问题，

有些智库只订立短期合同，要看他们的成绩以及需要有政府资助的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订立合同，委托他们研究下去。有些智库拥有专职人员，可以有有关官厅给予长期的财政援助。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大型研究所，为数不多，他们类似美国大规模的研究所，可以满足高质量的长期研究的要求。这些研究所有国家或企业给予财政保证，拥有许多专职的研究员，每当有一个问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就要制定几项有关研究计划，委托智库去研究，如果问题逐渐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研究经费就从较低级的研究所开始予以削减。

总之，智库同日本其他单位一样，从事搜集信息工作，他们从世界各处网罗资料加以消化和整理，从中掌握某一决策的共性和特性，以适应委托单位的要求，并使政府的决策当局便于使用。

企业收集信息的积极性不亚于政府有关官厅。美国有些企业制定收集信息的训练计划大体与日本相似，不过一般日本企业收集和处理信息的工作做得更彻底一些。美国有一批学者预测未来，提出最新颖的观点，例如，例如赫尔曼·卡恩，彼得·德鲁克，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等人，日本的实业家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和关心这些美国学者。

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社、三井物产、丸红等日本综合商社收集国际信息的规模，庞大而精密，国内外不能望其项背。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都是庞然大物，他们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全世界的分店星罗棋布，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特别重视搜集信息。在搜集详细的经济信息方面，私人企业比政府干的更好，特别是利害攸关的生意经，谁也赶不上他们。有时，这些商社甚至比外务省更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

例如，1973年日本客机在阿布扎比遭到劫持，外务省完全依靠当地三菱商事的电传机传递情报。又如三菱系统某公司派驻华盛顿的人员同政界人员过从甚密，被日本一家杂志讥为“三菱驻华府大使”。由于这些商社，在小城市也有分支机构，对于当地的信息，他们往往比外务省更加了如指掌。

1973年，苏联驻美国官员同美国的小麦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大量小麦，这件事把美国政府吓了一大跳。可是有一家日本商社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原来该商社派驻莫斯科的人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主管小麦贸易的某些官员不在莫斯科，根据东京总公司的指示，纽约的常驻人员立即进行调查，获悉苏联高级官员途经纽约机场前往科罗拉多，于是科罗拉多的常驻人员跟踪调查，又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人正在与美国小麦公司开会，看来一定是在采购小麦。这家日本商社收集这种信息的目的是要在事先掌握大量采购的动向，趁消息传开，小麦涨价之前，抢先调整自己的采购量。

这样周到的信息搜集活动并非偶见，不过长期收集基本信息的目的并不在于上述那种秘密的通报活动，而是要长期收集并分析与本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资料——从宏观经济理论到中国农村猪毛的价格都会涉及。

除了商社，其他日本企业也同样积极地收集信息。私人经营的中等企业老板，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婿将来在公司身居要职，例如可能当个总经理，一般就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教育和训练。第一步是把儿子送进庆应义塾大学这类著名的私立大学，在那里学好基本的人文课程，同时与将来可能在实业界出人头地的同学交游。同窗故友之交，乃是将来立身处事的重要非正式信息来源。大学毕业以后通常的模式是学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然后留美，在著名的商学院取得商业学系硕士学位。许多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商学院的经济学是先进的，留学美国可以同美国人广交阔游，有助于通宵美国商业，这对将来担任公司要职大有益处，美国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在欧美等处与父亲同行业的公司，特别是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外国公司工作几年，这个期间当见习生可以不计较薪水，在外国干了几年之后回国才到父亲的公司工作，开头当一般的职员，在各科室转一圈，同大家搞好关系，经过几年才做领导工作，处理实际业务，这时就有机会运用学过的东西，同时还要留心与旧友同志继续交友来往。

要在大的非家族企业发展，需要一步步慢慢往上走，日本企业一般采取终身雇佣制，从就业到退休，通常在同一企业的工作，因此日本的企业为了教育和训练职工不惜多花点钱，这是有道理的，欧美的企业则与此不同，他们觉得好容易花了钱去培养职工，一旦别的企业觉得这个人很能干，就常常把他挖过去。日本的职工在走上领导岗位以前，先要在各科室转一下，或者派到外部机构去学会各种技术，增长才干，同时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来提升之后，在重要经营问题上作出决定时，就可以利用那些老交情而形成一个必要的信息渠道。

美国的企业无需自己培养新人才，可以从外面拉进来，日本人很少采用补充雇员，因此企业内部上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这一点好处很大。

企业也和官厅一样，每日有事需要尽早解决，就加紧收集有关信息，平时没有急事，也要不断收集信息。日本有些企业在技术和组织方面总的实力超过欧美，但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学习的态度。这些企业时常检查自己的缺点，如果看到别的公司有什么优点胜于自己，不问国内外，只要用得上，他们就去学习，努力改善。例如日本关西有一家印染厂职工不过50人，他们订阅同业杂志，通晓世界上哪个印染厂最近有什么出色的革新信息，每年都派一两个人到当地去，用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掌握新技术。

日本的大公司对将来可能有用的信息都很珍视。例如，报社对于前程有望的青年政治家，都会指派同他的性格作风，政治言论等方面合得来的一两名记者去了解他，承担这种任务的记者在报社内各科室工作期间，仍不断同那个政治家来往，建立特殊的联系，成为他的密友，必要时就在报社内或公共场合表示支持这个政治家。不管谁当首相，谁当大臣，一家报馆记者之中必有人熟悉那个人物，同他有过特殊交情，一旦遇到内阁改革这种重要局势时就很有用。

一般公司也同样，对将来有作用的关系，不管他是顾客，营业员，批发商，银行家，官员，政治家还是外国人，都私下安排人手同这些人物交往。

日本的公司还很重视曾在本公司任职而退休后的旧领导人。因为这些人具有对公司很宝贵的知识和判断力，公司给这些人安排名誉职位和各种特殊待遇同他们接近，使在职的领导人得以随时征求前任的意见，普通职工平均55岁前后退休，当了领导人可以再延长几年。董事、专务董事从50多岁到60多岁，总经理在60多岁以上，董事长从60多岁到70多岁，然后再退休，公司的董事会常有过去的老经理，老董事等人组成，不像美国那样用外面的人，日本的企业对这些老人在退休之后还给予那么多权限，也有不利之处，但是这些老人的忠告、判断、才干、见识、门路毕竟是很有用处的。

信息大都不保密，当然也有绝密的。如果遇到有被竞争对手所利用的危险，人们就会守口如瓶。日本的公司有一种倾向，不相信外部的中间商、律师、会计师，而相信内部的专家和密友。企业的秘密通过艺妓泄露出去的事是常有的，不过实际上那些艺妓和信赖过的新闻记者一样，老板们认为他们也是有信用有眼光的人。

整个公司的目的和计划原则上要使一般职员都了解，但是个别重大项目只能让少数领导人知道，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竞争对手，一旦遇到有机会参加同行业的共同研究工作并能从中学到东西，那么双方都要很机灵地对待。五十年代，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介绍到日本，所有大企业不分敌，都派人参加讲习会共同研究。六十年代，计算机开始大规模使用，日本举行过多次讲习会来研究计算机对日常事务和人事工作的影响，各公司都派代表出席讨论。这类讲习会无所不包，从能源政策到税制地方建设，福利事业，工资制度，会计制度，污染问题等无不加以讨论。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这些共同研究大都由日本生产率本部倡导，政府、企业、工会等有关人员出席。有时主管官厅来不及安排下属企业派人出席就主动主办讲习会，有系统的进行讲解，以提高公司质量。主办团体有经济团体联合会、同业工会、各行业的特别委员会、智库、希望宣传自己的商学院等。总之，公司之间虽有竞争，职员们一到讲习所就离开公司的立场，大家都是学生，友好交往，互相尊敬，共同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对公司之间的竞争无足轻重，但对大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决定是否派人参加共同研究工作，要充分思考一番，因为竞争固然激烈，但还是要千方百计去把信息弄到手。

为了向职员提供最合适的信息，几乎所有大企业都要成立集中讲习小组，对象有高级领导人、中级领导人、新来的职工，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但利用公司的专家来当讲师，而且请外面的专家来讲解所关心的问题。如果公司未能安排资源接受必要的专门培训，就会鼓励职员们学习相应的课程，或者脱产参加合适的培训项目。

共同体信息工作

各共同体无论是中等城市或小村庄，对于当地的发展计划都是很热心的，并且广泛进行收集信息工作，例如某一个中等城市计划建设交通网，就选择别国同等规模的城市调查，哪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有本市的官员，实业家，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等组成考察团出国，详细调查他们认为的最好的设施。考察报告在当地有关人员的集会或更大规模的报告会上发表。在人们完全理解这个报告之后，下一步再选定两三个同等规模并拥有最好交通网的城市，由原来的考察团或另行组团前往考察，重新评价。考察团回国后再次做报告，再次讨论，最后就落实到某一个外国城市的交通网了。当然最好的样板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结合日本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结果就诞生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交通网，而且当地市民事先都详细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交通网。

一个村庄修建游泳池，文化馆或者古城，不能像大城市或大企业那样进行周密的建设计划，但是同样要有充分的时间去收集信息进行讨论，在日本社会中搜集信息成了自古以来传统智慧的一部分。

共识决策

日本人收集信息的方法并不全是日本自己发明的，在技术上有很多部分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但是，可以说日本以最完善的形式发展了西方的模型，而且日本在研究和搜集信息方面，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可谓无与伦比。

纵观美国所有的大学政府和民间研究机构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许在基础研究的数量上，美国多于日本。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单纯的数量上，而在于处理信息的方法，在这一方面日本做的很成功。日本的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存在长期深厚的互相信赖关系，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培训和继续教育，而流动性较高的组织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日本的职工终其一生属于某一个单位，因此本单位的信息就有连续性，保存的好，企业的核心人物也能够不断加以运用和更新，搜集信息本身不是目的所在，它是一种以集体为中心的工作，是为本单位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需要经常广加积累，细加整理，以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

日本人对于不同意见的看法，不采用敌对态度或激烈争论来加以解决，而是通过收集更多的信息，使问题获得应有的解决。如果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有时也拿到上级那里去请示裁决，不过上级在考虑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时，如果一时下不了决心，就命令部下分头去收集信息，提供材料，以便决定采取哪一种办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做出比较高明的决断，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摆脱被动处境，以免仓促行事，采纳了这一个却扔掉了另一个。

在把情况搞清楚并进行分析之前，日本人避免发表意见，袒护一方。最后的结论不来自争论说服和慷慨激昂的强调，而是来自大家共同努力求得最好的结论，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可以减少在组织内部发生丢脸和伤感情的事，避免产生隔阂，还是一团和气。日本人不搞独断专行，他们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尽量求同存异，寻找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收集信息就是为此服务的良方。

此外，在决定某一问题时，让团队不同层级人员广泛参与，可以增强团队成员的责任感。例如一家公司决定开辟另一个市场，或者采取新的生产工艺时，职员们无需听取解释，就早已明白原因何在，至于一般市民当然不如专家能参与问题的决定，如修建交通网或者公共建筑时，他们大体上都知道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决定，从而加深对市政府的信任，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市民已在事先得知根本道理，一听到政府做的决定，就会表示赞成和遵从。

日本人的忠心和爱国精神并不是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而是从整个集体的努力之中产生并焕发起来的。

共同努力搜集信息，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方法是最好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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