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15 09:17:23 来源:新浪教育_新浪网作者:河南省漯河市
自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连续一个多月,王加一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王加一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简称KI)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瑞典最古老的医学院,因科研水平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而闻名于世。
一开始,王加一自发组建“KI战疫总队”,多方协调组织向国内医院捐献医疗物资。但不足两个月,中国逐渐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又在欧美暴发。王加一转身又联系国内贸易商,向在瑞典的中国学生、学者提供口罩和防护服。
面对未知的敌人,瑞典多名教授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其中有5名是KI的教授。瑞典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远超北欧其他四国,政策却一直不温不火。3月18日起,瑞典高中、大学才陆续关闭,实行远程教育;3月27日,瑞典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目前幼儿园开放,小学和初中生还要背着书包去上学。
KI的中国留学生因此感到迷茫和困惑,一些人匆匆回国,多数人因买不到机票、担心路上感染,或者无法中断学习、工作而选择留下。
新冠、口罩与回国
2月1日,王加一接到在厦门某医院工作的朋友电话,对方问她有没有口罩、防护服的货源。
那时候,KI的中国留学生学者群,关于“不明肺炎”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群里一些留学博士,曾经在国内当医生,他们有朋友、同事在武汉的医院上班。
很快,有人开始讨论事态的严重性,但谁也没料到这次疫情会蔓延到全球。
如多米诺骨牌一般,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六千多公里外的瑞典,在距离KI最近的一家华人超市和隔壁的一家中东超市,中国人越来越少。
三月中旬,斯德哥尔摩一家超市货架上的东西空了,很快又被补上。
口罩很早就断货了,有很多是被海外中国同胞采购回了中国支援一线医护。
王加一接到电话后,开始寻找货源。与此同时,她还在KI中国留学生学者群里发起号召,组建“KI战疫总队”。很快,十几个人积极参与进来,设立有货源组、法规审核组、医院联络组,资金管理组。
王加一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有9100件防护服,立即联系了对方。发消息的是一华人贸易商,货源为波兰企业,对方要求全额付款,或者先交一部分定金。
当时,厦门几家企业同意为这批物资捐款,但资金到位需要几天时间。王加一担心货源被人订走,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垫付了三十多万的定金。
国内和瑞典有时间差,她经常半夜接到电话,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直到2月6日,这批医疗物资终于尘埃落定,搭上了飞往国内的航班,她悬着的心才落地。
第一批的医疗物资,捐给了厦门医院和厦门支援武汉的医疗队;第二批物资,他们联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华商会,一起捐赠给武汉的医院……王加一前后参与了五批捐赠。
3月1日,突降大雪,大地一片白雪皑皑。到了中午,阳光明媚,蓝天和白雪相连。那几天,正好是瑞典的“运动周”假,很多父母会带小孩去滑雪。当天,有人传言一万多瑞典人将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回来。此时,意大利已成为欧洲疫情风暴眼。王加一知道后,去药店购买了几盒药,还有一小瓶酒精。
在此之前,瑞典的确诊病例不多。1月24日,一名中国留学生从武汉回瑞典延雪平,一周后被确诊新冠肺炎隔离,成为瑞典确诊的首例。此后三周,瑞典并无新增病例。
国内暴发疫情后,瑞典出现歧视华侨华人现象,大使馆第一时间提出了交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桂从友大使当时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按照瑞典宪法,种族歧视属于犯罪。
“大家都很焦虑,没有安全感。”KI的一位留学博士说,除了面临歧视,还有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无助。
3月5日,瑞典疫情加剧蔓延,王加一犹豫要不要回国。
当晚,王加一早早入睡。半夜她突然醒来,翻看手机新闻,疫情又加重了。王加一开始刷机票,刷到五千多元的往返机票时,她毅然决定回国。
此时,斯德哥尔摩的一场音乐会在进行民众投票,52%的人主张不举行,48%的人支持如期举行。第二天,音乐会如期举行,有近3万人参加。
理解与偏见
2月8日,王加一在买奶茶时,接了一个电话,对方拒绝了她的医疗物资协调方案。
多日的压力和委屈,让她瞬间崩溃了。王加一跑出奶茶店,在路边大哭起来。恰巧,两名瑞典高中生路过,看到她问:“你有没有事情?需不需要帮忙?”
王加一跟对方解释,中国发生了疫情,医疗物资紧缺,她帮忙运送物资,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她还说起,几天前一位中国妈妈带孩子坐地铁,被几个人辱骂。
两名高中生听后,安慰王加一,主动拥抱了她,并称回去会跟朋友说,让他们尊重、理解中国人。
这让王加一感到欣慰。事实上,大多数瑞典人内敛、严谨、彬彬有礼,而且尊重别人的自由与习惯。但在这场疫情下,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认识鸿沟,让华人,以及留学生感到压抑与恐慌。
瑞典政府至今不建议大家戴口罩。
一位KI免疫学教授认为,瑞典没有戴口罩的传统,“得证明戴口罩是有效的,政府才会建议大家戴口罩。”“当然,现在也是买不到口罩了。”她说。
据瑞典《晚报》报道,2月27日,瑞典新增5例新冠肺炎病例,一共有7例确诊病人。“运动周”过后,瑞典确诊人数上升。3月3日,瑞典确证总数达30例。此前一天,瑞典政府依旧将疫情定为“风险低”。
一开始,瑞典政府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踪,确诊病例多数有意大利、伊朗旅游史。
3月11日,瑞典出现了本地感染,一位70多岁老人在卡罗林斯卡医院重症监护室死亡,成为瑞典首例新冠死亡病例。当天确诊累计达到497例。那时,瑞典卫生当局已将风险提高到“非常高”的最高级别。
出现死亡病例后,瑞典立即加大防疫力度,禁止500人以上的任何公共活动。但第二天,瑞典官方又宣布“停止”新冠检测,除了老年人和重病患者,症状轻的患者自行回家隔离。
这一消息的宣布,让很多华人、留学生感到恐慌。
“瑞典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打算做长期斗争了。”有中国留学生认为,他们因无法回国,试图去理解瑞典政策,并自己做好防护措施:戴口罩、勤洗手,以及避免跟人接触。
但瑞典人无法理解中国人戴口罩,他们会问“你是不是生病了?”一些人认为这是生病的标志,甚至不让戴口罩的人上公交车。
一名交换生发现,她每次戴口罩出门,瑞典小朋友看到会吓得一溜烟跑掉。
顶尖学府
3月18日,瑞典政府宣布高中、大学陆续关闭,实行远程教育。
当天,KI校长奥特森(Ole Petter Ottersen)发表演讲称:“卡罗林斯卡并未关闭,即使我们必须以其他方式工作,我们也将继续活动。我们将继续支持合作医院和医疗保健部门,并向全社会提供有关研究的最新信息。”
KI承担了全瑞典43%的医学科研任务,其中三分之二在临床环境中进行。
这所在医学领域排名前十的顶尖学府,门口看起来并不起眼:一个普通的红砖大门,印着金色的“karolinska institutet”。走进校门,有古老的红砖房和崭新的玻璃大楼,像是历史与现代彼此呼应。
据2019年统计,它有6290名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士生,2043名博士,4549名教职工。
在瑞典生活12年的华人博士后高全觉得,KI的硬件算不上顶尖,主要是先进的教学理念——学校经常请国外教授来上课,上完第二天就走,这些教授讲的都是最前沿的知识。另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每年都会来KI进行一场演讲。
高全和妻子都在KI工作,他们在国内认识,瑞典结婚,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在瑞典读书。疫情爆发后,他们勤于消毒洗手,尽量选择送货上门,但依旧不时地去实验室做实验。
据学校官网介绍:自1月起,中国科学家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后,学校就有研究小组开展疫苗研发,此后又增加了免疫疗法和中和疗法项目。
3月上旬,KI主导的这三个新冠病毒项目获得了欧盟融资900万欧元。高全曾想报名中和抗体研究,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去成,不过他们组也在准备研究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也是科研人员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使命。”高全说。这一段时间,他们每周开会讨论细胞的分类、取样、流程分析。参与的科研人员都很积极。
目前,他们的研究还在筹备阶段。这个研究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开展,而眼下学校的“三级实验室”设备还并不完善。
KI校长奥特森回复澎湃新闻称:“在KI研究所,我们在实验室中常与传染病原体、临床样品和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生物材料打交道,并定期进行处理,也会在实验室开始前对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均会被告知风险,并获得有关工作方法的安全说明。开始实验室工作之前,博士生也必须接受培训并完成生物安全课程。”
不过,一位KI中国留学博士透露,学校研究的新冠项目多,但公布的相关信息少,他听说征用了实验室仪器做核酸检测。
一方面,学校开展相关疫苗/抗体的实验,以及核酸检测;另一方面,瑞典政府抗疫政策是:不检测、不隔离。
一些瑞典专家对抗疫政策不满,批评它是“俄罗斯轮盘赌”(注:意为拿人的性命当赌注)。3月24日,瑞典多名教授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其中有5名是KI教授。
此前两天,瑞典总理斯特凡·勒文发表演讲,敦促瑞典人“像成年人一样”行事,不要散布“恐慌或谣言”。公开信之后,他又再次表示: “我们不能立法禁止一切,作为成年人,我们绝不能也不要传播恐慌或谣言。”
一位KI免疫学教授认为,瑞典(政府)是想把疫情拖得时间长一点,保护老人、病重的人,不让医疗系统一下子垮掉。
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典3月下旬建成北欧最大的野战方舱医院,为疫情做好了准备。
实验与论文
3月20日,KI传染病学硕士刘佳所在的实验室关闭。
虽然政府规定大学实行远程教育,但硕士、博士最终由导师自主决定。对KI的导师和学生来说,这都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关闭实验室,里面的细胞、动物都会死掉,一年半载的心血作废;如果继续去做实验,则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甚至有生命危险。
刘佳觉得,现在除了新冠项目,其他实验室都应该关闭,以保护大家的安全。
到了三月底,去学校做实验的人比以前少了一大半。
不过,毒理学博士张丽丽依旧每天在坚持。她早上九点到达学校实验室,晚上五点多下班回宿舍。这一段时间,张丽丽发现,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前后四五米范围基本没有人,也不再有人关心她戴不戴口罩。
大部分时候,他们办公室有两个人,隔壁办公室有三四个人,但大家很少一起聊天。实验楼顶有一个“餐厅”,很多人喜欢自己带午饭过去,把饭放在厨房的冰箱里面,到了中午再去把饭菜用微波炉加热。平时每到中午,很多人一起在那里吃饭,如今也变得冷清起来。
不过,同一栋楼上班的张峰3月底去办公室,看到里面三三两两的人,有的在写文章,有的看文献,还有人在聊天,全都没有戴口罩。
3月27日,瑞典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此前是禁止500人以上聚集。瑞典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爆发流感,因为没有新冠检测,无法断定是“流感”还是“新冠”。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3月30日,张丽丽去实验室,走进电梯时,碰到打扫卫生的小哥正推着推车出来,她闻到了一股酒精味。那几天,有实验楼上了门禁,上电梯、洗手间都得刷卡。
突然之间,更多人紧张起来,甚至有欧洲同学向中国留学生要口罩。张丽丽希望实验室关闭,但导师告诉她,如果生病了可以在家办公,但没有症状就要回实验室。
后来为了避免跟人接触,她选周末去做实验。
刘佳则很感谢导师关闭了实验室,但另一方面,写论文没有实验数据支撑,他一筹莫展。
3月30日,瑞典感染人数为2890,死亡人数为489。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此前接受采访时说,瑞典资源有限,医务人员有限,早前公布的数字是已经在医院收治的数字,真实的感染人数比这个多。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瑞典政府增加对冠状病毒的检测,同时宣布全国禁止访问养老院。
机票,风险与未来
3月9日,飞机落地北京后,王加一填了一张健康表,查了流行病学,检测了体温……之后,搭上了北京飞往厦门的航班。
当天下午三点多,她回到熟悉的厦门。阳光明媚,气温十七八摄氏度,她感觉一下从冬天跳跃到了夏天。那个时候,瑞典还不是疫情国,她只需居家隔离14天。
王加一回家后,到把行李放在阳台晒,之后洗漱、吃东西,联系瑞典和国内的朋友。
几天后,她联系的口罩从国内出发,安全抵达斯德哥尔摩。“一共一万五千多只,其中一万只是华商联系的,五千只是我联系给留学生的。”此后,她又联系第二批医疗物资,帮忙翻译试剂盒……希望瑞典的华人、留学生能够安全度过疫情。
但瑞典至今未关闭边界,咖啡馆、餐厅、电影院照常开放。当其他国家通过法律限制民众出行时,瑞典成为了唯一的特例,依然只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和参观养老院。
一位KI留学博士介绍,瑞典的流行病学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抗疫措施,因为长期把大家都关起来也不现实,每天需要有人打扫卫生,商店要有人开门,公交也需要人开……这是短期和长期的不同策略。
一开始,杨柳不打算回国,但家里人都很紧张。
3月中旬,机票已经很少了,很多直飞航班被取消。3月14日,杨柳突然刷到一张直飞机票:3月16日,从斯德哥尔摩直飞北京,单程票价涨到一万三千六百元,只剩下3张。
杨柳很犹豫,平时回国,她都是买打折机票,两三千块一张才舍得买。她跟家里人商量,父母,表姐弟们都觉得她在瑞典不安全,力劝她回国。最后,她还是抢了一张机票。
回国前,她跟导师沟通,对方表示,回去可以,不过后果自负。杨柳2018年8月到KI进修,此前曾在国内某医院工作过几年。她今年六月毕业,课程早已结束,仍在写毕业论文。
那几天,杨柳很慌张,她甚至想过万一到时回不去瑞典怎么办,她五月要参加论文答辩,而且签证也要到期了……但是转念一想,买好了机票,还是回去吧。
3月16日,突然下起了小雪。杨柳第一次戴口罩,还是别人送给她的。之后,她搭大巴去了机场,水汽模糊了她的眼镜。
到了机场,她看到华人都戴着口罩,一个小姑娘用文件夹做了一个头盔,贴在帽子上,像是一个面罩。
从斯德哥尔摩到北京,一共八个小时。飞机上座位都坐满了,有人戴了护目镜,有人穿着防护服。很多人担心感染,不吃不喝。杨柳喝了水,还吃了自己带的三明治。在她的理解里,如果不吃不喝,抵抗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实在不幸感染了,那就回家治疗吧”。
下飞机后,她做了咽拭子检测,所幸一切正常。
到家后,杨柳独自隔离在北京的家里,每天做饭、吃饭、运动,看书……她甚至觉得,这和她在瑞典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心里安全些。
瑞典时间4月13日,瑞典当日新增465例确诊,累计10948例确诊;当日新增死亡20例,累计死亡919例。
实习编辑:李璇 责任编辑:赵润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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