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罗斯高：后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将何去何从？

原标题：罗斯高：后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将何去何从？

看点：当我们谈论中国教育问题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20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教育公平分论坛的三位嘉宾带我们深入了或许是大众视野里的灰色区域：乡村教育、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这些或许不那么热门的话题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他们不是社会上能为自己困境发声的主流群体，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面临的教育困境应该被遗忘。

过去我们知道因为义务教育，农村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呢？

在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们有哪些选项又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无论读普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孩子们会面临什么困难与挑战？

这些挑战有什么潜在解决方案？

本次教育分论坛就将围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展开，为上述疑惑提供一些思路。

我们在高呼中国高材生们的学历时，是否想到当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质量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最末？（引自罗教授分享）

我们在欣赏上海城市精神是指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时，是否想到它在制定针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时的日益紧缩、门槛增加？（引自张老师分享）

我们在赞扬“一个都不能少”口号，对孩子辍学问题绝不姑息时，是否想到在傣族双语教育不足，漠视了特定地区需求下“控辍保学”政策产生的悖论？（引自沈老师分享）

关键词：乡村教育 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 后义务教育阶段

内容来源：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内容整理：蒋钰

罗斯高 Scott Rozelle

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 联合主任

后义务教育阶段：中国乡村儿童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主任，罗斯高扎根中国农村近40年，他对中国农村贫困儿童教育问题有着十分丰富的研究与见解。本次论坛上，罗教授从人力资本积累与职业教育发展等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他研究发现的中国农村青少年初中毕业以后的教育获得情况。

首先，罗教授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很重要？他首先指出了当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过程中，工资上涨随之带来工作性质会从“低收入，低技能”转向“高收入，高技能”，但是如果大部分的劳动力质量不高，即教育水平、劳动力知识能力不足，无法参与到这个转变的进程中会导致很多问题问题：例如国家极端化，一部分人发展很快，另一部分的人赶不上可能就留在了一些非正式工作(informal economy)里，即不是固定工作、没有社保、零零碎碎的活。他引用了Santiago Levy教授的一项名为“墨西哥陷阱”的研究，表示尽管墨西哥有很好的宏观政策、出口贸易、开放市场但是墨西哥有60年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原因就是劳动力中非正式的工作占比很大。

其次，在解释清楚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之后，罗教授发问那么中国的表现如何？他提出了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吃惊的事实：中国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教育水平最低。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诶，我们不是有很多大学生吗？”但是当我们谈论中国表现时，要整体去思考，不能忘记农村地区。根据2015年的普查数据，中国的劳动力质量表现为10人中只有3人是获得过高中文凭的，其余7人可能高中辍学或没有上高中。这一数据，低于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

那么，这个问题是秘密吗？罗教授表示：并不，中国其实关注到了这一问题。过去10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许多努力，那么问题现在出在哪？有什么对策呢？

最后，罗教授提出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教育问题。罗教授说：“中国普高的毕业生比美国普高的毕业生质量高的多得多得多，在数学科学等方面。”但是大部分农村的孩子还是上职高，那么职高的教育究竟有没有学到东西，他们职高的质量怎么样？罗教授介绍了他在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发现，其中有一项研究虽然是几年前的数据，但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河南省的7个不同辖区，罗教授抽样了118个职业高中的13164名学生，通过让学生进行测试来测量职高教育有没有促进学生的职业技能（相应专业，如计算机专业）和学术技能（数学和中文等）。结果表明，71%的职高学校在职业技能上没有让学生有长进；15%的学生高二的数学水平比之前的数学水平还低；61%的学生表示对职业高中的教育不满意，且相比普高、职高的辍学率也更高。

罗教授进一步发问：是否问题就完全由职高导致呢？也不是。他指出，超半数的职高学生在初中阶段就没有很好地学习。大量的农村孩子其实一直遭遇了认知发展迟缓(Cognitive developmental delay)。再追根溯源，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农村的父母在孩子0-3岁时缺乏教育投入。罗教授无比赞同中国的老话“三岁看老”，他指出其实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希望孩子好的，但有时候只是父母不知道方法，也没有人指导0-3岁孩子的父母应该如何对待和教育孩子。罗教授赞扬了中国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但认为应该将时间线再往前移，呼吁关注3岁农村儿童的教育和发展状况。他认为对于儿童发育的干预项目应该再更早一些，这样才能更早地起到更长久有效的预防作用。

张轶超 Yichao Zhang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创始人

教育公平之流动儿童的困境与出路

张轶超先生是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他从2001年起就致力于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公益教育服务，至今已接近20年。本次论坛上，他以上海市的流动儿童群体为例，从政策门槛、流动儿童初中毕业后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帮助流动儿童打破多重的教育壁垒。

张老师首先带大家重新定义了“流动儿童”。据统计，现在中国一共有3000多万流动儿童。通常，大家会认为“流动儿童”就是从农村的随着父母来到城市，在上海有个官方的名词叫“随迁子女”，即随着父母迁徙到上海。

但是张老师通过梳理近年来上海出台的有关随迁子女的政策，和中小学的学生数量，指出所谓流动儿童不是仅仅指的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同时指出“随迁子女”流动到了城市之后，依然处在流动之中。由于教育上资源的不平等、教育政策的壁垒，包括家庭情况等原因，所以“随迁子女”随时可能会又流回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

张老师随后发问：在上海的流动儿童大概有哪些出路呢？通过梳理，我们会发现在上海流动儿童会面临三个门槛，这三个门槛极大程度上的限制了他们在上海就学的选择。

第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门槛。这个政策门槛主要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指他们必须拥有上海市的居住证，这项政策门槛是在2014年、2015年突然提高了；第二指他们必须要缴纳上海市的社保。这两项政策对于多数流动儿童的父母而言都有一定难度。

第二、高中中专阶段门槛。高中阶段，基本上流动儿童是不可能在上海读高中的，因为上海市有一个居住证的积分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积分，才有可能让孩子在上海报考高中。而这样的积分，据张老师这么多年的流动儿童服务，达到这样一个积分要求的家长，差不多只有不到10位，且这些家长基本上都有大专的文凭。上海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学历。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流动儿童，他们的家长基本上是初中毕业甚至没有初中文凭，这样孩子基本没有报考上海高中的资格，所以多数出路就基本是去读中专职校，而中专职校的政策门槛跟小学初中是一样，因此也不是所有流动儿童都有资格报考中专职校。

第三、家庭经济门槛。2015年后，上海大力地进行拆违整顿，拆掉违法的建筑设施，那些建筑往往可能是小的厂房和工作坊，也就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工作的地方。所以当这些建筑被拆掉，也意味着一大批的家长就失去了工作，因此他们就只能回到老家，所以这就导致了家庭经济问题。

这一些困难大大限制了流动儿童他们在上海的选择和出路。

之后，张老师做了一个推算。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判断出小学的阶段，流动儿童离开上海的比例占总数的60%，还剩下40%的流动儿童会在上海上公立初中。在初中阶段，又会有32%的学生流失，他们会离开上海。最后，只剩下8%的流动儿童会在上海读中专职校。基本上90%以上的流动儿童，他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中专职校这样一个阶段。因此多数孩子的出路还是回老家，其次就是在上海读职高。当然还有一部分可能在上海初中辍学，然后直接打工。回老家的孩子当然是想要上大学。但根据张老师的统计，因为张老师的机构每年大概会有100多位流动儿童，其中回老家并且考上大学的孩子仅占5%。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还是选择打工，继续他们父辈的道路。

针对这样的现象，张老师结合自己近20年的随迁子女公益教育服务经历，提出了三个方面改变现状的方式。

第一、帮助指导流动儿童获取教育资源的支持。教育资源来自于很多地方，比如公益组织、在线教育平台。张老师鼓励孩子去使用一些商业化的在线的教育平台，尽管这些在线教育平台可能会收一点费用，但这个费用依然是他们通过打工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他们可以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来获得支持，帮助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

第二、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这种融入不是指一个物理状态，单纯的居住，而是指观念上的融入。张老师指出城市生活跟农村生活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农村生活它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是通过这种血缘，通过他的亲属关系来来去获得支持的。城市生活就意味着就是个人进入到一个公共生活领域，然后你要去学会跟各种陌生人去打交道，跟各种陌生的平台去打交道，从各种陌生的平台那边去获得相应的支持，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源。”流动儿童，包括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孩子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各种各样的公众公共的服务。

比如张老师举例了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位大凉山的孩子。这个孩子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但是他说家里很穷没有钱，因而要到处借钱。但其实，大凉山地区有很多国家政策去帮助贫困的高中生大学生，还有很多公益组织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教育局部门也有相应的政策。但是孩子觉得太麻烦，还是借钱容易。他的家庭很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每次交各种学杂费、书本费都是通过借钱。

因而如何教会流动儿童建立一种公共生活的观念和方式，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也是一个可以做出改变的方面。

第三、社群平台的一个建设。张老师所搭建的久牵公益教育平台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孩子在我们这边，他们可以把我们这边当成一个家一样共享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价值、情感、命运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可以越来越多的去了解自己他的才华，了解帮助自己摆脱命运的机会。”比如久牵已经帮助11个孩子申请上了UWC世界联合学院，这些孩子拿到高中的全额奖学金，到国外读书。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社群平台可以帮助孩子共享各种信息资源，孩子们也会有更强的自信心。

最后张老师表示：当流动儿童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命运的工具，发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他们就可能能够成为自己的书写者，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沈洪成 Hongcheng Shen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副系主任

控辍保学的悖谬：一所乡村民族中学的个案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沈洪成老师在本次论坛上，以云南省的乡村民族中学为例，通过探讨当前政府“控辍保学”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带我们深入地探讨边远地区农村儿童在初中教育阶段以及毕业后所面临的教育困境。

沈老师提出中国政府大概从20世纪初以来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进一步的改造我们中国的社会，推动我们中国社会的进步。沈老师的分享是他曾经花费半年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做的一项田野调查。

沈老师提及1998年张艺谋拍摄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就成为今天控辍保学的一个口号式宣言。我们都觉得这句话表达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都不能少：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一个学生辍学就会牵动学校、村所在的基层政府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度非常之大。

沈老师以他所调查的地区为例。当地乡镇政府出台了一个控辍保学三级联动责任制政策。这三级联动责任制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向有孩子辍学的家庭罚款，这是较为直接的处罚。第二级是学校由所在地的村干部和镇干部承包，若负责的学校有辍学，就则一票否决制，今年的工作将会不合格。第二级村民自治，也有老师称之为以民治民。即一个自然村里若有一个孩子辍学的话，那么就不会发放和审批国家三年内的惠民资金和新农村建设的项目申报。这样群众就会自发组织起来，做辍学家庭的动员工作。这样的政策诞生于中国的一种教育发展的理念“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一名学生的辍学，可能七八个人都围着转，镇长书记都出动，就是要把孩子要劝回学校。

但是这样的政策效果如何呢？

沈老师说他所调查的傣族地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一个共同体，它和中国内地如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不同。中国内地的农村随着大量的人员的外流，出现了空心村的这样一个状况，村落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散的一个状态，它的组织化不是很严格的。但是傣族的存在围绕着宗教的信仰，传统的风俗习惯，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整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辍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沈老师做了这样的概括：比如农忙的时候，孩子回到家里面帮父母干活了，忙完以后又在控辍保学的压力下返校。有时候村寨里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活动，孩子又回村去参加活动，结束以后再返校，所以学校每年会有两三次大规模的动员学生回校。遇到上级领导检查，孩子被动员回学校，但可能随后就离开了。一位副校长曾和沈老师说，检查的车子刚离开， 可能还没离开，可能孩子就跑掉了。

而因为政府有要求，学校不得不推行这种控辍保学的政策，很多老师的精力都放在控辍保学上，天天打电话、做家访，老师不仅是老师，还要做保姆，保安的工作。实际上学校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根本没有办法抓教学质量。有一些孩子到了中学可能连汉字可能都不认识，就遑论学习地理、政治、生物、历史……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我们常识里认为“控辍保学”这样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政策，在中国特定的乡村和特定的学校去推行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悖论：一个好的想法最后可能产生了一个坏的结果。

因而我们需要思考在国家发展宏大教育理想的时候要怎么结合和考虑到中国较为边缘的地区的特定情况。

沈老师观察到，傣族的孩子在学自己传统的宗教经典时候还是非常认真的。但是他们到了学校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的学校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我们在面对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

总结

01

罗教授从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角度，指出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劳动力质量较低的挑战，对此罗教授将问题层层深入，提出了优化职业教育，并追根溯源分享了“三岁看老”在脑科学的依据，由此提出农村儿童教育要提前至0-3岁开始干预和帮助。

02

张老师根据过往的公益教育平台经历，指出了流动儿童所面临的三大门槛，包括政策层面和家庭经历层面，同时也提出了针对现状可以给予流动孩子的三大帮助，包括指导孩子寻找和利用教育资源，教会孩子融入城市生活，利用公共资源，建立社群。

03

沈老师通过自己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指出了“控辍保学”政策在中国偏远地区存在的悖论，由此提出要想真正的改变教育公平问题，在政策设计和实施时，需要我们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并且从家长、老师和学校领导等多方面来理解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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