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华教授彭林：读书学礼、官员及乡约建设深刻影响风俗，进而影响国家元气

看点：中国古代，风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风俗为什么如此重要？关乎国家兴亡的风俗，由谁来树立，谁来实现，谁来维护？今天的中国应该有怎样的风俗，我们每个人能为此做些什么？3月26日，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著名礼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在“人文清华云讲坛”讲授“国家元气全在风俗”，他指出读书学礼、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及基层社会的《乡约》建设，均深刻影响风俗，进而影响国家元气。

风俗左右社会走向

说起风俗，一般人想到的不过是过年过节的小吃、庙会上的杂耍之类，但彭林教授指出这是风俗最浅表的表现。

其实在传统文化里，“风俗”是极大的事，是某一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累积而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古人更关注风俗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东西，风俗的核心是当地文教正邪与盛衰，风俗扎根于社会底层，基础深厚，惯性强大，往往可以左右社会的走向。宋人楼钥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因而风俗问题历来受到重视。

统治者的腐败易败坏风俗

彭林教授指出一地风俗既易受周边风气影响，也和统治者有关。统治者的腐败易败坏风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今河北地区的赵、中山一带，地薄人众，因当年纣王长期在沙丘淫乱，导致风俗败坏，当地男人喜欢“相聚游戏”，以掘冢盗墓为业，女子则以“游媚富贵”为荣。

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评价一个君王治理的好坏，看其民风好不好就能知道。

读书学礼，广教化美风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需要实现“道一风同”，把各地优劣有别的风俗统一起来，推行相同的道德标准，比如要讲仁义。

古人认为要做到道一风同，首先需要读书学礼，道理要通过学习才能明白，连孔子都说自己是通过“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

汉初受秦代败俗影响，杀戮父兄、盗取宗庙祭器等现象层出不穷。为扭转暴秦以来的败俗，汉武帝独尊儒术，提出通过“广教化”的方式，最终达到“美风俗”的治国理念。“广教化”就是把“仁”和“义”作为作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政府要有是非观，褒奖德行高尚的人，录用贤能之士。

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利于风俗建设

要把好的教化推广开，需要到各村各县深耕。汉宣帝派遣风俗使巡访四方，“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成为汉代政治的一大创举。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

彭林教授指出，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对风俗建设非常重要，这些人有人格魅力，才能把移风易俗的工作做好。

汉代韩延寿治颖是千古流传的佳话。颍川是出名的难治之地。赵广汉做太守时，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一时之间，局面似乎得以安定。但是，民众彼此结怨，埋下更大隐患。赵广汉的失败在于完全靠刑法治国，这其实有很大问题，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这种治国方法给不了的。后来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后，决定“教以礼让”，他从郡中长老中选择口碑很好的二十多位，设下酒宴，诚意款待，询问当地谣俗与民间疾苦，亲自为他们讲解消除怨恨、彼此和睦亲爱的方法，得到了长老们的认同。韩延寿按照古礼的基本精神进行治理，数年之后，颍川大治，风气好到连坏人都不敢进去。

乡约，民间自发移风易俗

古代中国民间基层的乡约也对风俗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陕西蓝田县吕大俊等人，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是中国民间自发移风易俗的首创，标志着乡村自治在此时正式开始，其后响应者此起彼伏。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并强调用自己的行为模范来移风易俗。他为官时，认为教育对纠正民风很有帮助，制定了《南赣乡约》，在江西南安、赣州一带推行。他还在衙门口放置了“求通民情”和“愿闻己过”的两个箱子收集民情反馈，并请老百姓监督自己。

当代也需要移风易俗

彭林教授强调，当代也需要移风易俗。

对普通民众而言，每个人最低限度，是不给社会添乱，最高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君子人。像钟南山、李兰娟这样为了抗疫夜以继日地奋斗，不说假话的人就是高尚的君子人。

对官员而言，要加强素质建设，如果每个官员在道德上都足以成为大家的楷模，那就一定会成功。

社会是在不断地移风易俗中进步的。今天仍有许多地方需要移风易俗。比如年轻人追星，追的是明星背后浮华的生活，“此风不可长”，这会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和社会发展。

最后，彭林教授呼吁，这次疫情中，我们还幸运活着的人，要对得起白衣天使们的奋斗牺牲，象他们那样赋予生命以高尚的价值。他建议大家在家隔离时，不要消极虚度，而是要用前方抗疫人员殊死奋战换来的安定环境，多多读书，深入思考如何建设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风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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