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外的做题家：一个八万人小组里的心灵回声

　　原标题：小镇外的“做题家”：一个八万人豆瓣小组里的心灵回声

　　第一次看到“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时候，余沛感觉被戳中了。

　　这个带有自嘲意味的概念诞生于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意指“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余沛今年26岁，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县城高中的宿舍冬天湿冷。通过高考优异的分数，她从贫困的广西沿海小镇来到上海的名校，却在文化冲击和繁难的学业中陷入自责和怀疑。

　　这些过去，余沛很少和他人倾吐，而“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是一个安全的角落——小组成立于5月10日，经历了人数的急速攀升，从建立时的个位数到如今的8万人，像一个漂流于大众视野之外的小岛，收纳着许多和余沛相似的痛苦与困惑。

　　在组内，余沛敲下自述的帖子，最终命名“写给小镇做题家们的一封信”。

　　她写道，“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资源、社会时局和运气也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勉励和她一样的小镇青年，既然能考出来，一定会有“乘风破浪的机会”，“以后人生得意之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不要去嘲笑那些深陷窘境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梦被扎破了”

　　来大学报到一周了，余沛不敢坐地铁。她担心出丑，等到周末，她让另一个先来上海读书的广西同学来接，才感到安心。她在老家广西乘大巴走盘山公路，她常常晕车，地铁稳当多了。

　　刚到上海读大学，她经历了许多第一次：被朋友带去吃萨莉亚，第一次吃蜗牛，发在人人网上；在校园里的全家第一次买了日式咖喱饭，激动地拍下照片。

　　“那时候站在马路上就觉得有无限的希望”，余沛回忆。

　　落差很快掩盖了希望。余沛想要交朋友，和一个同班女生出去吃饭，女生请客，点了五六个菜，第二顿饭余沛自然地回请，一下花掉300块，她没有说什么，默默地选择不再约饭。在寝室，她提起初高中宿舍里没有空调，来自城市家庭的室友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怎么会有人住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

余沛生活的广西小镇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更多的时刻敏感而尴尬。老师上课不时蹦出上海话，余沛听不懂，只能跟着同学大笑；听同学说“pre”（课堂展示），不知道这是什么，站在讲台上，她有时膝盖发抖。

　　小组的另一个角落，在广东农村长大的梁凡最初也为pre感到困惑。上大学前，他没有手机和电脑，第一次面对PPT的空白文档，遇到不懂的地方查百度，弹出来各种病毒、广告，把屏幕全部占满，一下子很挫败，“后来发现人家做一个pre都比你好一万倍，展示、审美、内容、引经据典。”

　　参加社团面试，他自我介绍都讲得磕磕绊绊，进入社团要通过三面，他参加一面后就放弃了。“在很多场合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思”，梁凡很苦恼。

　　大一时的局促，在山西朔州小镇长大的组员杜依苓也记得。9月开学参加中秋晚会，同学自信地上台展示才艺，她在底下沉默不语。那时候她对形象自卑，高考前，她穿的都是裤子，一有打扮的苗头父母会教导：“你现在不是美的时候，等你上了大学爱怎么美怎么美。”大学里，她学着减肥、烫头，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女生搭配衣服有什么建议”。

　　和大城市的孩子交流，杜依苓感到他们在表达观点时很坚定，而她老是怀疑自己，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她想了想，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否定过他们”。

　　对来自湖南株洲的小组成员胡婧瑜来说，更为险峻的挑战来源于和同学们在规划上的起步差别。胡婧瑜在一所985大学读英文系，很多学生大一、甚至高中就报考了托福雅思，学校在大一有英国牛津大学的交换项目，胡婧瑜没有考过雅思，“注定要错过。”

　　同辈压力像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许多深夜，她躺在宿舍的床上回想自己的人生，难受得睡不着觉。握着手机，她不知不觉刷起别人办的公众号、同学的朋友圈，翻看他人高中的经历。没有读过的书，没有做过的事，她列成一张小单子，想要一个个弥补。

　　“发现之前活在一个巨大的幻梦里面，现在梦被扎破了”，胡婧瑜形容这种感觉。

　　她曾加入过学生会，当学长学姐在群里发了搬砖的任务，她不想回复，“觉得他们在占用我的时间，毫无意义。”回想起来，胡婧瑜反思，“延续了高中的心态和思维。”小城的应试教育竞争激烈，她和年级第一的同学去办公室问老师问题，对方会抢在她前面先问，5分钟也要节省。

　　“我们班的很多人都像是一座座孤岛。”胡婧瑜和“年级第一”的女孩在大学后再次见面，才有了更真诚的交流，终于知道对方当年喜欢哪个男生，开始重新分享青春期的秘密。

　　在胡婧瑜看来，这也影响了自己的恋爱观。大学时，初恋男友接她下课，室友和男友聊起来，她插不上话。回宿舍之后，胡婧瑜窝在被子里哭了很久。“我觉得室友漂亮性格好，当时就一心就在想，我应该把男朋友让给更好的人”，胡婧瑜坦言，“那时候会认为我一定要优过你，你才会愿意来跟我交往。”

　　她想学会怎样去爱人，大二之后，她有意识的去读一些书，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合作和为对方着想的。

　　“怎么办，又挂科了”

　　高数课上，余沛早早地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期待今天能听懂课程的内容。

　　然而，回去面对空白的试题，余沛还是茫然。过去的题海战术失败了，交作业的前一天晚上，她熬夜把参考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到作业本上，情绪慢慢崩塌，怕打扰到室友休息，她蹲在阳台上哭，数对面宿舍楼还有几盏灯亮着。

　　进入这个专业之前，她不知道要学习大量的数学课程。

　　余沛高考时是市状元，填志愿前，父亲拿来一本厚厚的历年高考报院校、专业资料，她和父亲对此没经验，依据分数填报了学校最热门的经济管理大类专业。

　　“怎么办，又挂科了。”大学在课业上挫败，她以看似搞笑自嘲的方式发在人人网上。

　　因为成绩垫底，大二，余沛被分到人数最少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她发现，一道分流的同学也大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穿着洗到褪色的衣服，内向沉默，互相一聊，都只是本分读书，选了一些“给分比较可怕”的课程，结果分数惨烈。

　　在小组发的帖子里，余沛记录，三年后，19个学生里如期毕业的只有5人，其他人因为挂科太多不得不延毕。

余沛家乡的船只与河道

　　在四川县城长大的组员伍晓冬也一度陷在大学高数课里，早起、占座、记笔记……却找不到学习的方法。身边的人开始寻找别的出路，例如只是通过考试、联系实习、转换研究生的专业或者准备出国，可他不甘心。

　　一次伍晓冬给母亲打电话诉苦，母亲以朴素的方式给出建议，“你只要把书摊在面前一句一句地看，总有办法的。”伍晓冬突然崩溃了，“那句话听上去其实挺残忍的，那一刻就知道她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我面临的是什么。”

　　最颓丧的时候，他会想起少年时期，亲戚长辈在无意中流露出对那些成绩不够好的孩子未来的担忧，“现在都读不好，以后能干啥？”当时，他看不见他们，他是被表扬的那一个，“沉浸在被夸的喜悦中。”

　　大一大二，伍晓冬也逼着自己去听专业和留学方面的讲座，感觉浑身不自在，来参加的其他学生迫切地提问，看上去目标明确，他依旧迷茫，不知道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一个人背着书包来，一个人离开。

　　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能说出一段关于孤独的经验。一次梁凡下课，和同班一个女生聊完问题一起走出教室，他想着赶紧回宿舍看小说，同学叫住他。当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走路这么快，因为一直是独自一人。

　　大学头两年，他尝试过投入课业和科研项目，碰壁后躲进小说。大二，他退了社团，逃了些课，待在寝室，胡子不刮，有一个月只点外卖。“好像一种破窗效应，不是讨厌，是接纳了自己，容许自己这么堕落”，梁凡说。

　　大学里，梁凡不断地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一个大学”

　　梁凡把自己一路向前的生活归为“幸运”，村子里每隔两三年才出一个考入他后来就读的985院校的孩子。

　　回顾过往，他的童年时光常在书里度过，“我就是他们口中的留守儿童”，梁凡笑着说。

　　偶然得到一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冬妮娅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给了他情感的启蒙。他喜欢的另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爷爷规定了睡觉时间，梁凡买了手电筒，盖着被子偷偷看书。这两本书，他看了十几遍。

　　多年后，梁凡复习考研英语时看到一篇阅读，说出身富裕家庭，父母会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报兴趣班，放假时带去各个国家旅游，一点点了解世界。他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偶尔打电话，主要内容是嘱咐他不要犯罪，不要玩水。

　　到小学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冬天要添衣，去镇上参加比赛，穿着单薄的长袖，坐在老师摩托车后座吹了一路风，下了车牙齿发抖，嘴唇也发白了。

　　“看我的小学，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一个大学”，梁凡感慨道。

　　在村小读五六年级时，一次下大雨，学校的围墙年久失修，倒了。学校要求学生每个人带工具去上学，“劳动课的内容就从以前的拔草变成了修砖。”一二年级，一个学期换了四个班主任，偏远地区没有老师愿意来教，老师上课拿着棍子在课室的前面赶，后面的同学四处跑。

　　与梁凡不同，伍晓冬至今感谢母亲创造的学习环境，在他放学回家做作业时，母亲会关掉电视，不发出声音。他的同学家里很多开商店，放学趴在店铺外一张矮小的桌子上做功课，身边人来人往。

　　到初中，学校把他和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叫到一起开会，用省会高中的升学率和学习氛围鼓励他们。伍晓冬说，当地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成都或绵阳去读高中，“本地的升学率很难看，优质生源都在流失。”

　　杜依苓也记得，母亲很早就开始打听省会城市太原的就学机会。

　　她对童年的记忆是火力发电厂家属区，体育馆、电影院、职工俱乐部一应俱全，很多职工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互相帮助，互相指责，互相八卦”。现在，她偶尔会怀念那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

杜依苓童年的发电厂家属区，有企业体育馆。

　　学习紧张，父母帮她缓解压力时会说，“你不要有压力啊，如果你没考上大学，爸爸妈妈还可以安排你回来当工人。”

　　但杜依苓渴望冒险。初中，她每天骑车去上学，遇到很大的风沙，道路颠簸，身上会覆盖一层尘土，心里隐隐烦躁。

　　她想着，有一天要离开这里。

　　“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

　　很多个高中备考的夜晚，杜依苓写完作业，不想睡觉，她在语文笔记本上写小说，塑造了一个叫“尚北大”的主人公：“尚北大”胖胖的，脸孔像一个白面团，戳了五个点，是他的五官，说话细声细气。他只知道学习，不参与运动，因为身体差，生了一场大病，错过了高考，他跟母亲一直念叨“我要去上北大”。杜依苓从后往前写，满满几页纸，和课上的笔记交汇，“会有一种宣泄感。”

　　杜依苓不喜欢做题，但那时，高考是她唯一能期待的准线。她所在的高中倡导学衡水中学，口号是“提高一分，甩掉千人”，和衡水做同样的试卷。高三后，每周有一节心理课，心理老师带同学做游戏，教一些消除焦虑的方法，但台下仍有学生在埋头做题。

　　余沛就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做题的人，学校发一本练习题，她会再买两本。高考结束后把东西搬回家，发现做过的卷子叠起来和她人一样高。

　　初三的暑假，余沛和老家的初中老师走在足球场上聊天。老师告诉余沛，“你很幸运，马上就要去读高中了。”

　　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的班里，女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要么辍学回家结婚生孩子，要么被送去护校，或者去东莞打工。”余沛初中毕业那年，当地还没有建高中。

余沛家乡小镇上摆摊卖菜的人

　　余沛没什么朋友，享受独自在空教室刷题的感觉。她不擅长数学，但能够记住题型，考试看到一道题就知道原型是什么。

　　那是她的得意之时，成绩好是一种特权：原来12个人一间宿舍，高三时她可以住3人一间；晚自习会到办公楼里的空办公室自习，获得更加安静的环境；食堂会专门准备排骨粥这样的宵夜，平时根本吃不到。

　　伴随做题的是以成绩为中心的坐标系。一次港中文深圳校区来学校宣讲，胡婧瑜参加完回到班级，历史老师正好开始上课，幽幽地说了一句，“去听这些有什么用，高考考得好，分数上去了，好学校任你选择”，她顿时觉得羞愧。

　　她被成绩和名次牵动着，胡婧瑜高三偶尔回家，有天玩手机到12点，母亲没说什么；另一天在家学习到11点15，母亲不停催她早点睡。

　　胡婧瑜很生气，“我觉得她在拖我后腿”，她在日记本上写：

　　“……我所有的努力和改变都没有价值了。……你以为我考了第二名，我下次还能轻松考第二名吗？每天11点准时睡觉，轻松快乐地和你一起看电视玩手机，我的高考就能成功吗？ ……”

　　现在回忆起来，“她（母亲）其实是密不透风的高压氛围的对立面”，胡婧瑜笑当年的自己。

　　念高中时，伍晓冬也对一个和成绩有关的场面特别敏感：考完试后，班主任会把成绩单放到讲台上让大家看，一窝蜂人在三秒之内把讲台围得水泄不通，“特别在意自己在那张纸上是什么位置。”

　　“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伍晓冬说。

　　进入大学校园，来自小镇的学生们回望过去，意识到不平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伍晓冬注意到，初中在县城开家长会，很多父母面对班主任非常腼腆，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老师说什么就答应。而在省会城市的高中，同学的家长大多是大学老师或商界人士，会主动地和老师交流孩子的情况，在QQ群也发言积极，家长之间熟悉，彼此会交流信息，面对老师和学校显得强势。

　　对于杜依苓而言，差距也在高中时就产生了。

　　去太原上学，她第一次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对城市有了概念。”她到太原的朋友家做客，发现孩子和父母会对话，在饭桌上谈文化、时政、人生价值和美。杜依苓有满腔的东西要表达，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在家，父母聊的是八卦和厂里的人事问题。

　　研究生毕业后，杜依苓去一所上海知名的重点高中应聘，在读书角看到高中生写的读福柯的英文读后感，学校展览着社团海报，“那时候就有剧社、模拟联合国。”

　　她上了一节公开课，除了倒数几排，个个都仰着头，愿意参与讨论，思维也比较发散。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年的班级，同学们一个个低着头，很怕老师提问。

　　杜依苓记得，高考所有科目考完的晚上，下着大暴雨，她和全班同学回学校拿答案，提前预估成绩。

　　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她湿透了，穿着雨衣进学校，跟同学打招呼。老师发下答案，她倒吸一口冷气，翻看起册子。整个教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杜依苓开始计算文综错了几道单选题。

　　过了一会儿，教室某个角落响起哭声。

　　“认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梁凡总结，高考前，学习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关键词，上了大学，他再也找不到新的目标。

　　在大学，他一度疯迷做性格测试，想了解自己是谁，擅长什么，看各种心理书，但“没什么用”。

　　“好像小学去到镇上，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都会有一次突变”，一步步往外走，他时常迷茫。

　　梁凡记不清，他是在哪一刻开始试图对抗那种“废柴感”。

　　某一天，熬夜到特别晚，第二天六点醒了，他突然对自己说，我不想这么下去了。他起床刮胡子，搞卫生，想过一段新的生活。

　　大三那年，他参加比赛拿到奖状，过了六级，也获得奖学金名额，觉得生活终于出现了一点变化。

　　在胡婧瑜的观察中，很多小组成员的矛盾感集中爆发在大一大二，“想从头再来的感觉特别强烈，之后会有一个过渡。”

　　杜依苓试图改变自卑的自己，她参加辩论队，和同学一起搜集资料、讨论，虽然还会怯场，但她发现知识面在拓宽，不同的观点对撞，“很快乐。”

　　大三，她进了剧社，第一次演女主角，对着观众念一段充满情欲的独白，1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心里的一块放松了，“能放下以前那个端着的、充满优越感又清高的好学生形象。”

　　余沛也在大三重新找到状态。分专业后，需要学习医学院的课程，依靠刷题，她的成绩不再全是末尾。

　　余沛说，过去她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高中时看到成绩不那么好的农村学生上课打瞌睡，只认为他们不努力。

　　来到城市，余沛忍不住思考，为什么自己从小地方的强者变成了一个弱者？

　　想法是慢慢转变的。在人人网，她一直关注的一位学长常常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讲述环卫工人的艰难处境，她开始意识到，社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不公平。某种意义上，她觉得自己和环卫工人是相似的。

　　和余沛一样，伍晓冬尝试审视自我，“认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因为决定跨专业考研，他在两个校区往返上课，在地铁上刷新闻，偶然看到北大数学系学生柳智宇退学出家的消息，伍晓冬内心有些震动。

　　“柳智宇已经拿到普林斯顿的offer，按照世俗的意义，他非常成功，但数学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最大的愿望是去帮助别人”，伍晓冬记得很清晰，他在手机里发了一条微博：他没有办法为了完成父母、学校还有社会对他的期待，去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

　　他也反思，大学里很多人求学似乎只是为了学历以及背后的地位与资源。

　　考完研，在办公室，他坐在导师对面，说出了许久以来的困惑：“大学4年好像什么也没学到……”导师告诉他，这个不能只怪学生，大学老师有错，高中、初中老师的教育也有问题，“高考前，老师只是把东西嚼碎了以后吐出来喂给学生吃，学生不知道对知识的渴望是怎么样的”，导师说。

　　走出办公室，伍晓冬感到开阔了不少。

　　“自己”、“没有”、“工作”

　　一些小镇学生没有意识到，冲破的网的缝隙，会在毕业的当口再次闭合。

　　毕业以后，因为考研没有成功，梁凡开始找工作。

　　错过了秋招，春招就业形势严峻，面试中要求一分钟演讲、无领导小组讨论，梁凡看着其他人侃侃而谈，“而我乏善可陈”；第一次戴领带、穿西装去坐地铁，总觉得别扭。

　　经师兄介绍，他进入一家深圳的设计院。那时，梁凡的基本工资是3500元，每个星期会有通宵，加班到12点是常事，他和同事座位边都放着折叠床。透过办公室的窗纱，看不到外面的晴雨，公司像一个大型的网吧，都是黑黑的桌面，压抑的感觉又浮现上来。

　　三个月后，梁凡辞职了，决定回到学校“二战”，打算考计算机，因为“前景比较好”。然而，这次考研还是失败了。

　　疫情期间，他回到老家重新在线上求职，找工作更加困难，投了100多份简历，“很多知道不会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自嘲成了“家里蹲”。

　　怕父母担忧，梁凡每天表现得积极向上，激情澎湃地说，“今天又投了一个简历。”焦虑时，白天黑夜混在一起。

　　毕业那会儿，余沛想保研到哲学系，她阅读学术材料，旁听一些教授的课，但性格害羞，她眼睁睁看着老师下课走人，没有勇气上前搭话，把材料提交后，便没了下文。

　　到了大四，余沛找不到工作，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看窗外从天亮到天黑，有时候没有理由大哭。

　　她去看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去精神卫生中心开药。

　　快要毕业的那一学期，余沛疯狂投简历，一家比特币公司给了她回应，“好像抓住了救生圈”。

　　从学校搬出后，她租住在上海郊区的隔断房。洗澡水热五分钟，下一秒冷水会劈头盖脸浇下来，马桶经常堵，她常常憋到公司才上厕所。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在晚高峰公交站，有一个人专门把乘客推上车才能关上车门，那一刻她总是很害怕。

　　在比特币公司，她从秘书做到市场专员，和老板一起去吃饭，事后被骂不会来事。

　　跳槽几次，她加入现在这家留学中介，领导知道她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安排她做翻译的工作。而“废”的感觉难以消散，疫情导致减薪，坐在办公室，她时常想，工作“没什么意义”。 有留学经历的同事在午饭讨论怎么在上海买房，她插不上嘴。

　　翻译的留学案例中，余沛能看到九年级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带领下读女权主义的作品；有学生对经济学感兴趣，中介会安排大学老师交流在大学学经济是什么样的，这些不停地提醒她成长中缺失的那一部分。

　　“都是一点一点自己琢磨”，在大学接触戏剧后，杜依苓打算投身影视行业。想象某个人物的可能性让她非常投入，她一度后悔没有进入艺术院校。

　　做中学老师的母亲希望她能有份稳定的工作，“不然想炒你就炒你。”杜依苓很伤心，“这个选择超出了她的生活经验”，她感到和妈妈不再是高中一心要高考时“同心同德”的状态。

　　今年，她原本找到了影视制作的工作，但因为疫情，岗位缩水，实习无法转正，她不知道何去何从。

　　“自己”、“没有”、“工作”。

　　一位早期的小组成员对组内70多篇长文数据抓取，这是提到最多的三个词。

　　今年3月前后，梁凡在失业时加入了一个聚集了很多失意高校学生的QQ群，“互相打气，晚上连麦，听各自的故事，唱歌、起外号，很温馨。”

　　分享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建立豆瓣小组，梁凡回忆，“‘小镇做题家’有可能就是当时大家随口起外号叫出来的。”

　　豆瓣小组很快诞生了，起名“985废物引进计划”，废物，也是985中的five（5）谐音。点进小组，抬头的介绍中写着这样的标语——“985.211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

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简介 豆瓣截图

　　“很多加入小组的985学生都是在迷茫中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梁凡一下子感到“并不孤单”，他在组内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很想拉TA（们）一把。”

　　也是在失业时，小组进入杜依苓的视线，第一眼看到小组名字，985和废物放在一起，杜依苓觉得“有一种冲突感”，但“一下子就get到了这个点”。

　　“世界上另一个我”，很多回复中能看到这样的字眼。短短两个月，在这个类似“树洞”的地方，每天数以千计的人涌入，记录下相似的故事。

　　“找到了组织！”加入小组那一阵，伍晓冬惊呼，考研刚出了成绩，他确定“上不了岸”了。

　　他发了长文，“决心鼓起勇气直面过去，也算是记录一下这几年的成长和转变。”

　　“只是一言不发，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发给后面的孩子”

　　面对过去，余沛开始思索，虽然高考代表着某种公平和上升的渠道，“但这只是创口贴，把伤口盖起来了，没有真正解决发炎的问题。”

　　现在，她仍然有“冒名顶替综合征”，觉得自己是因为太过好运才上了名牌大学，有了这份工作，因为“家境在小镇算是中等偏上，所以才有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她会想起那些留在小镇的人，重新拾起对故土的关注。

　　她有意留心听身边是否有广西口音的人，有在肯德基嚼着汉堡、讲述辗转打工经历的黑瘦女工，地铁上扛着麻袋的年轻人，还有在老友粉店的研究生。余沛好奇他们背后的经历，为什么来到上海，“因为这种经验非常稀少。”

　　原先焦虑着的梁凡现在进入了一家国企，准备同时考在职研究生，他打算“先让生活热起来”。

　　梁凡说，身边有来自小镇的同学陷入“读书无用论”，甚至责怪父母拖累自己，他看不惯。

　　大学时他在广州的CBD做家教，下课后想找便宜的地方吃饭。临近傍晚，他看到地铁工人从地下钻出来，带着疲惫的神色。梁凡就跟着他们走，穿过城中村，巷道滴着水，道路有些坑坑洼洼，楼房没有窗，都是黑黑的大洞，住着人，电线胡乱地拉扯。

　　这些工人让他感到亲切。餐馆里，他们直接问老板哪个最便宜，饭加一点咸菜或清汤面就对付了。梁凡总会念起做过泥水工的父亲，这个坏脾气的男人踏踏实实用一年多盖了三层楼的房子。

　　他试图往回看，关注工人和农村。一个做快递的朋友夜班、白班轮着上，有时会吐血；村里一些人家生了大病，往往家里的钱就会被掏空。梁凡直接在手机里帮助他们办理社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来自家庭的压力仍然影响着他，他已经从父亲手中接过二三十万的房贷。但对未来，他抱有乐观。在新的单位打辩论赛，他还是会手抖，“但是我的声音已经可以发出来了，还是挺有突破的”，梁凡爽朗地笑着。

　　大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杜依苓。她怀念各个学科的课程，“如果大学没有，我们这一生可能都没有机会接受人文通识教育。”

　　她偶尔还会写作，记录家乡那个企业型社会的消失。小镇的兄弟电厂早在5年前开始衰退，电厂的机组因为不用，在围观下，轰隆一声，被炸倒了。店铺和菜场在变少，年轻的住户也搬走了。

　　如今她回到老家，反而有一种异乡感，穿衣上会特意保守一些，担心被问到工作和婚育，“说上海都是用‘回’，虽然回家也是回。”

杜依苓长大的山西小镇。

　　她琢磨，以后要写一写从电厂小镇里出来的孩子到大城市的心态变化。她还希望记述小镇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文艺阿姨写古诗送别友人，健身大叔锻炼肌肉……

　　“‘小镇做题家’曾经目睹过另外一种生活”，杜依苓认为，“一个人有在底层或者弱势群体里的生存经验，可能比一直生活优渥的人多一重（反思）。”

　　她明白，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也会被一些东西困住，“他们的高中同学都是富二代，很多本科去美国读书。”有朋友跟她吐槽，每次出去玩，大家穿的背的都是奢侈品，这位朋友不禁也开始买。

　　杜依苓仍然在寻找影视行业的工作机会，她也想过，安稳的工作或许是更好的出路，“但我总觉得，做题家也要有勇气做点不一样的，用身份把自己的出路框死，那就是真的屈服于这个标签了。”

　　胡婧瑜同样是被改变的那一个，从交换学校回来后找到了方向，考研法律专业，在今年进入了理想的学校。

　　虽然“脱坑”，她依然感觉小组内坦诚的交流值得珍重，大学时她就在朋友圈发过相似的吐槽，害怕异样的眼光，她设置为“仅高中同学可见”，还加了一句“个人意见，不喜勿喷”。

　　大三时，她在学校办了“解忧杂货铺”的活动，设立面对面谈心和问题信箱，发现学弟学妹的迷茫和当年的她一样多：有人因为减肥患上了暴食症；有人在高考后得知爸爸患上尿毒症，不知道要还债还是继续读研……

　　这一次，她看到有媒体评论小组成员“只会怨天尤人，吐槽社会”。胡婧瑜则想说，“在我们努力把柠檬制成柠檬水的时候，是不是也允许说一句柠檬真酸？只是一言不发的话，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发给后面的孩子。”

　　6月，伍晓冬毕业了。他没去参加毕业典礼，留在寝室看书，不愿想起那些“失败”的记忆。

　　大一大二的作业本，他丢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一本记录想法的本子，封面上，灰蓝色的海浪漂流，岸边，灯塔的光映照着天空。

　　记者 黄霁洁 实习生 左尧依 彭茸雯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王莲张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黄晓冬